宁镇扬都市圈指的是江苏省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城市，以南京为核心，镇江、扬州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一体化城市圈。宁镇扬三座城市都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毗邻而居，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文化各具特色。
　　镇江文化，它是以先吴和吴国文化为基础，后经历代，特别是六朝、唐代、明清的成长、发育而形成。由于镇江文化处在南北文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已的特色。本文仅就宁镇扬都市圈背景下的镇江文化特色谈点个人浅见。
　　一、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它使镇江文化有了“令德在民”的坚实基础
　　西周时，镇江一带是周康王所封宜侯的领地。1954年在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了西周青铜器“宜侯夨簋”，内有铭文，唐兰和郭沫若都一致考定“宜”就是在江苏省长江以南的丹徒县（镇江地区）一带。铭文记载了周康王改封虞侯夨为宜侯的经过以及“宜”地的情况。这是研究先吴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镇江最早的文字记载，距今已3000多年。
　　《史记》等史籍均有“太伯仲雍奔荆蛮”的记载。商志醰先生在《吴国都城的变迁及阖闾建都苏州的缘由》一文中说：“从考古发现来论证，太伯奔荆蛮之地应是宁镇地区，具体地讲是在今丹徒一带。”有学者曾对近四十年来，江南地区出土的近六百件青铜器进行了分析：在武进以北的宁镇、皖南两地区所发现的铜器多是春秋早期以前的，而常州以南的太湖流域出土的铜器主要是春秋中期以后的。这说明，先吴最早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宁镇、皖南地区。宜侯夨簋的出土正印证了这一看法。太伯、仲雍奔荆蛮，他们先在宜地聚居，建立了句吴，后来才逐渐向太湖流域扩展。宜侯夨簋的出土证明：镇江地区是吴国早期政治、经济中心，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太伯、仲雍奔吴，是为避让王位，太伯奔吴后曾传话说：我已到句吴，改从吴人断发文身之俗。我已成刑余之人，再无资格当宗庙社稷之主了。孔子读到这一段话时，感动至极，拍案惊呼：“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己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在孔子看来，太伯的品德已到了极高境界。太伯的高风亮节也感动了荆蛮人，“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太伯、仲雍奔吴，他们带来了周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文化，和荆蛮族人一道不畏艰辛，开发富饶的江南地区。他们既积极吸收先进的中原商周文化，又融合了自身的土著文化，形成了先吴文化的特色。
　　后吴王传至十九世孙寿梦，国力强盛，称霸江南。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叫季札，他也两度让位出亡，后至延陵（即今丹阳市延陵镇），人称“延陵季子”，他德才兼备，多才多艺，且仁德谦和，至贤至圣。被后世奉为“至德第三人”，中国道德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他多次出使中原，发展吴与各国的关系。“季子挂剑”“叹为观止”等脍炙人口的成语都出自他善察人意，极重情义，多才多艺的故事。季札死后葬于延陵，孔子题其墓碑曰：“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俗称十字碑，并建有季子庙。镇江市区黄山以前也有季子庙，自秦汉以来，季子庙香火不绝。元《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载：“‘英风澡俗，令德在民’，殷仲堪《季子庙记》之所称也；‘风俗泰伯余，衣冠永嘉后’，刘梦得《北固山》诗之所美也。”说明太伯和季札的遗风一直对镇江地区产生着深远影响，而太伯、季札的“令德在民”，也为镇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镇江是东吴和刘宋基业的开创地，它使镇江文化形成了开拓进取精神
　　六朝时期的帝王，除东晋外，他们的兴起，均与镇江有着千丝万缕关系。东吴开国皇帝孙权，其祖孙钟即从浙江富春迁居丹阳，其兄孙策在镇江开创了江东大业，孙权筑城于京口，京口成了孙权创建东吴霸业的基地。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其曾祖刘混于西晋末南迁，侨居于丹徒京口里，后刘裕投身北府兵，京口是他举事、发迹的龙兴之地。齐、梁两代的萧氏，东晋初南渡侨居于丹阳，齐、梁两代帝王死后，均葬于丹阳。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也长期镇守京口。他们许多建功立业的重大事件都与京口息息相关，可以说，京口是他们霸业的发祥地。他们早期对镇江及江南地区的开发，以及他们的开拓进取精神，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东吴建国后，孙权颇为重视江南农田开垦，采用屯田方法解决军粮问题。屯田分军屯和民屯，当时最大的民屯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屯田客有几万人，牛耕技术也有推广。屯田的成功，使江南出现了“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覈之储”的繁荣景象。孙权还在赤乌八年（245年）组织三万人在句容开凿破岗渎运河，运河从句容到云阳西城（今丹阳县境），使之成为建康连接江南的重要航道，它既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促进了江南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镇江已是东吴钱币铸造地，而铜镜的冶炼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镇江还是东吴主要军械生产地，军械生产和屯备规模都很大。
　　六朝时期，京口是首都建业的藩屏，其军事地位显赫。东晋政府为加强北疆的防守，在京口设置了一个军事机构——北府军府。当时驻守京口的是东晋著名军事家郗鉴，他以徐、兖二州刺史身份镇守京口十一年。后来谢安之侄谢玄在京口组成了一支北府兵的精锐军队，是东晋唯一的劲旅。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云：“晋南渡以后，北府之兵常为天下雄。祖逖自京口纠合骁健击楫渡江，威行河朔；刘牢之以北府兵摧洛涧斩梁成，则苻坚夺之；刘裕以乌合数百人奋起京口，直入金陵，而伪楚奔亡，则兵非不可用也。”北府兵都是骁勇之士，英勇善战，他们开拓进取，所向披靡。因此，京口的北府和北府兵在各个时期，都成了各派政治集团所倚重的军事力量。
　　由于镇江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孙权执政时，年轻的韦昭就担任了尚书郎和太子中庶子的重要职务。韦昭（204-273年）字弘嗣，延陵（今镇江丹阳）人。孙亮即位后，任韦昭为太史令，主持编纂《吴书》。韦昭历经四代皇帝，是从事编纂时间最长的史学家。他还著有《国语解》《孝经注》《博弈论》等。刘裕在其镇守京口时，致书其妻兄学者臧焘，要他主持复兴本地的教育事业。六朝时，诗歌创作有了长足发展，在《吴声歌》中就载有一首著名民歌《华山畿》，它的故事就发生在南徐（今镇江），据专家考证，它是《梁山泊与祝英台》的雏型。
　　六朝时期，京口成了全国著名的大都市。当时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开风气之先的大家巨擘，特别在文学方面。梁昭明太子萧统花费十年心血，选编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刘勰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徐陵编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是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京口的诗坛也异常活跃，宋代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传统精神，成为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优秀诗人。这一时期也有江淹、何逊等一些很有创作成就的诗人。他们的诗对当代和后世诗歌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六朝时期，镇江文化所取得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其开拓进取精神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其开拓进取精神对其后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宋代沈括在镇江编著了一部名垂千古的《梦溪笔谈》。英国李约瑟博士认为“沈括可说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大书画家米芾得之于润州山水之助，用“泼墨”法，以水墨点染，创造出烟云变幻、树石掩映的江南山水神韵，人称之谓“米氏云山”或“米家山”。
　　清代，特别是镇江开埠后，钱庄业逐渐兴起，最多时发展到60余家。由于镇江金融业兴旺发达，也培养了不少人才，民国时期我国金融业的巨头有不少都是镇江籍人：如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先后充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唐寿民、赵棣华；分别担任过中南银行和金城银行总经理的胡笔江和徐国懋等都是开拓性的人物。所以镇江素有“无镇不行”之美誉。
　　由此可见，孙权、刘裕等一代枭雄的开拓进取精神，对镇江各个时期、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取得辉煌成就，也使镇江文化形成了开拓进取的精神。
　　三、镇江地处南北要冲，东西通衢，它使镇江文化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特质
　　镇江地处南北要冲，东西通衢，古来就有“吴头楚尾”之称。东西的大江，南北的运河在此交汇，镇江不仅是商旅、物资交流的通道，而且是政治、军事、文化交往和活动的要津。“永嘉之乱”后，北方居民大批南渡，迁居今江苏境内的，十有八九都定居京口，使京口人口激增。北方移民超过了本地居民，他们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一方面也涌进了不少人才，扩大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使京口成了南北兼容、东西交汇之地，同时使镇江文化形成了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一时期，世居、侨居、宦居、隐居的名人辈出。宋、齐之间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他求出的圆周率，已达小数点后的七位数；他还把岁差应用于历法，制定了大明历。他儿子祖暅求出了计算球体积的公式。在医学方面，东晋葛洪和梁陶弘景都是著名的医学家，葛洪著《肘后卒就方》，陶弘景补其阙漏，成《肘后百一方》。这部医方简明扼要，切实可用。陶弘景的《本草集注》著录本草药物七百多种，比汉代的《神农本草》多出一倍。在化学方面，葛洪和陶弘景在长期炼丹实践中掌握了多种矿、植物的化学性能，观察并记载了众多的化学现象，曾对古代的实验化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艺术方面也不乏其人，东晋时大书家王珣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现存的《伯远帖》是国宝级的文物。焦山的《瘗鹤铭》碑，被誉为“大字之祖”。东晋时隐居京口的戴颙传习其父戴逵书画及雕刻艺术，造脂颇精，在音乐方面也有佳作传世。谭其骧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说：“南徐州所接受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则品质又最精。”这一切都展示了镇江这座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南北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并逐步形成镇江地域文化的特色。
　　由于镇江有临海近江，江河交汇的地理优势，南北、东西经济文化在此交流，使镇江文化不仅吸纳了本民族文化，而且也包容了其它民族的文化。唐代，润州成为江淮转输的要地。由于通商贸易，吸引了大批波斯及阿拉伯人前来经商，并常年居住。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带来了传统习俗和文化，回族的清真食品和菜肴为镇江人民所喜爱。元朝，镇江及所属各县主要官员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当时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任何一个朝代。这些都促进了镇江地区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
　　元明时海运的兴起，使镇江人民同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得到日益加强。中外人民相互往来，通商贸易，促进了镇江商业的发展。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写道：“所见有富商大贾，野味及适于生活之百物皆饶”。明代镇江还担负着大宗商品的转输功能，各地米商都在镇江采购粮食运往各地。镇江的鲇鱼套是江苏最早的木材集散中心，有江南木业鼻祖之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辟为商埠，西方近代文明不断输入镇江，镇江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洋行接踵而至，国内各地商帮也纷至沓来。镇江成了全国办理转口贸易业务的最大口岸。同时西方各国派来了一批批的传教士、医生、教师，他们先后在镇江开设教堂、医院、学校，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镇江人认真吸取西方的近代文明，从西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得到启示，促进了镇江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1873年镇江成立了轮船招商局，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轮船运输企业之一。同时还先后创办了丝厂、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面粉厂、火柴厂等一批近代民族工业，此后又成立了电报分局和邮电总局。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出生4个月后即被身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镇江，在镇江生活了18年之久。她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镇江文化也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其获诺贝尔奖的主要作品是反映中国文化的《大地》等多部小说和传记，美国总统尼克松评价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由此可见镇江这座城市，是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它能够吸收、融合南北文化、中西文化特长，形成镇江特有的地域文化，最终使镇江文化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特质。同时受西方文化影响，镇江文化也开始由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
　　四、镇江的壮丽山川，使镇江文化形成了“大江东去”的豪放气质
　　镇江山川壮丽，风景秀美，其“一水横陈，连岗三面”，金、焦、北固沿江鼎峙，黄鹤、招隐僻静幽深。古来即有“城市山林”、“真山真水”之美誉，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艳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镇江壮丽的山川、东去的大江，以及军事重镇的历史地位，使得镇江文化形成了“大江东去”的豪放气质。根据余大庆《三城一水间，孪生宁镇扬》一文在分析南京、扬州文化时所说：
　　“扬州有烟月，南京有秦淮河和清凉山。谈到什么能够代表南京文化，绝大多数南京市民选择夫子庙。但有些学者提议把清凉山作为南京文化的标志，理由是秦淮乃‘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其贡院应试、青楼、美食、灯会、游船、古董器玩等，代表的是一种世俗的‘脂粉文化’；而清凉山人文荟萃，有石头城、崇正书院、龚贤的扫叶楼、袁枚的随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魏源的小卷阿、近代大学及图书馆建筑群等众多遗迹，代表的是一种高雅的‘精英文化’。”
　　“但杜牧的浪漫风格是晚明文人学者狂热崇拜的，也是清初三度红桥修禊的文人士大夫刻意标榜的。‘杯觞谈笑客风流’，他们援用杜牧的表达方式，展示他们自身的风流，再现了杜牧诗作中或者说是掌故传说中以文人士大夫为主题的扬州繁华都市面貌。”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在《泊秦淮》咏叹：‘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商女而‘隔江’，诗咏南京，却出现扬州的莺莺燕燕，不仅反映了作者在扬州长期生活的经验，也与扬州‘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的传统有关。”
　　如果把镇江文化与南京、扬州文化相比较，南京、扬州文化难免都有些“脂粉之气”，而镇江文化具有的却是“大江东去”的豪放气质。尽管余文在分析镇江时仅用了一句话：
　　“镇江山水不只是借与扬州，更孕育了属于自己的城市诗篇，如王湾《次北固山下》的名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辛弃疾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等。”
　　但否认不了的却是镇江“大江东去”的豪放气质。如果说南京把秦淮河、清凉山作为南京的文化代表，扬州把扬州烟月、平山堂作为扬州文化代表的话，镇江就可以把北固山和西津渡作为镇江的文化代表。北固山屹立于滚滚东去的大江边，南宋时更是江防要塞，著名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就曾在镇江任知府。北固山这一既有形势之险，又有不少历史遗迹的地方，自然会深深吸引着壮怀激烈的辛弃疾，他登上北固山，纵目吟望，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想，一古脑儿像奔腾的江水那样倾泻了出来。发出了“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呵问！同时又写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那样气势撼人，慷慨激昂的词章。陆游不也在北固山上发出了“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的慨叹吗？至于王湾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不也是充满着豪情与正气吗？如果让辛弃疾站在清凉山顶，站在秦淮河畔，站在平山堂上，能写出那样壮怀激越的篇章吗？所以镇江文化的豪放气质是镇江壮丽的山川、东去的大江，以及军事重镇的历史地位使然。
　　西津渡更是自古以来沟通大江南北的津渡和军事要冲。现在古渡风貌犹存，沿街唐宋元明清历代遗迹历历可数。元代的昭关石塔、清代的待渡亭、沿街的店堂民居，仍保持着唐宋风韵。唐代诗人张祜“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的诗句至今还牵动着人们凄迷蕴藉，吟怀无限的情思。
　　镇江壮丽的山川，不仅吸引了历代一大批著名诗人游历，如王昌龄、李白、杜牧、苏轼等，同时也钟毓了许多优秀诗人，唐时其土著和侨寓润州的诗人就有40多人，著名的就有储光羲、顾况、许浑、张祜、李绅、韦庄等。他们的光辉诗篇，也为镇江文化留下了鲜明的艺术形象。无怪苏东坡就曾十一次到镇江，结交了一批情深义笃的师友，并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篇和佳话，甚至使他有了卜居蒜山的想法。
　   人杰地灵的镇江既有江河奔腾之壮美，又有深邃南山之秀丽。同时以其悠久的历史，美丽的传说，众多的名胜古迹，成为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天下第一江山”，更值得骄傲的是，她最终使镇江文化形成了“大江东去”的豪放气质。

（作者为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咨询服务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