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公信鱼先生纪念碑》考释

陆为中  连小刚

　　【摘　要】　2010年3月27日，有镇江市民反映，在镇屏山原镇江商团旧址所在地发现了原镇江商团体育会会长朱中孚先生的纪念碑。该碑主要记载了朱中孚三方面的事迹：排解地方纠纷，消弭镇江两次兵閧；致力于公益慈善；热心商团体育会事务。该碑是朱中孚广行善举、造福镇江的重要历史见证。

　　【关键词】　朱中孚  纪念碑  民国十二年

　　2010年3月27日，笔者（时在市文管会工作）接到市民反映，位于市区大西路小营盘社区的镇屏山在拆迁过程中发现一方石碑。镇屏山为原镇江商团旧址所在地，此处发现的石碑应与镇江商团有关。笔者遂与市焦山碑刻博物馆的屠纪军副研究员一同赴镇屏山实地调查。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石碑被居民砌在一段围墙中。碑上方及左右饰有卷叶纹，下部左右两角处均有缺损。通过辨识碑上文字，得知此碑系原镇江商团体育会会长朱中孚先生的纪念碑，刻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元旦，内容为赞颂朱中孚先生广施恩泽、造福镇江的善举。

　　关于朱中孚先生的事迹，经查阅史料得知，《镇江文史资料》第13辑中有陈约三先生撰写的《毕生热心公益的朱中孚》[1]101-104一文，该文集中介绍了朱中孚先生躬行慈善的事迹，并提及此方碑石。第1辑中镇江市工商联所撰《镇江国药业——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2]8-14一文附有“本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中孚的活动情况”。另外，在朱中孚先生七十寿辰时，其子朱孝恩、朱孝思、朱孝慈将亲朋好友祝贺的诗文、词联辑录成《朱信鱼先生七秩寿言汇编》[3]307-360一书，从而保存了朱中孚先生的诸多资料。《镇江市志》亦载有朱中孚先生的人物简介[4]1635，并载此碑“高1.70米，宽0.80米，厚0.16米，青石质地，碑额篆书，碑文隶书”[4]1420，但没有迻录碑文。现对此碑录文并结合相关文献加以考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录文

　　镇江商团体育会会长朱信鱼先生纪念碑记/朱先生信鱼，蛟川之生佛、瓮城之福星也。性刚直，见义勇为。侨寓京江历有年，所凡地方遇有纠纷，/先生辄出而排解。镇地两次兵閧，先生协同陆小波、李皋宇、魏小辅诸君竭力筹饷，调停其间，/不遗余力，而祸竟以消弭。地方人士以鲁仲连目之。至对于公益慈善，如桥梁、道路及灾赈、粥厂等，/经先生提倡捐助而得以修补、举办者不知凡几。若于商团，则出力尤多。同人等岂能已于言乎？溯由民国初年，地方创设商团体育会，尔时刘公润泉为会长。经费支绌，缔造艰难。先生深明大义，知商团之设立，所以补助军警之不逮，慨捐巨款以维持之。未几，刘公辞职。地方公请先生继任会长，经营擘画，成绩蔚然。商团得以持久，商场赖以治安，功诚伟矣。先生近以年老事繁加以全浙旅镇同乡会会长重任仔肩，势难兼顾，坚辞商团会长一席。同人佥以先生之于商团关系/至重，虽攀留未遂，然亦不忍与？先生完全脱离，仍公推为本团董事，藉资指导，幸蒙慨允。是先/生对于商团之热心固仍孳孳不倦也。同人等感何如之用？缀数言以资纪念，爰濡笔而为之记。/中华民国十二年元旦，镇江绅商学界暨商团全体公立。丹徒李汉强书丹。/

　　（注：标点为笔者所加。/表示一行结束。）

　　二、碑文所反映的朱中孚先生事迹

　　碑文载“朱先生信鱼，蛟川之生佛、瓮城之福星”，开篇即高度赞扬了朱中孚先生的崇高善举。“蛟川”为镇海的别称，“镇海，古称浃口，别名蛟川”[5]。“瓮城”应指铁瓮城，代指镇江。由此可见朱中孚对镇海、镇江两地均有贡献，口碑载道。

　　朱中孚（1849-1924），字信鱼，浙江镇海人。“童年家贫务农，十岁丧父”[1]101,“年十二习洋铁艺二年”[3]314，“十四岁学徒中药，三十一岁到上海”。由于勤奋诚朴，受到同乡商业巨子叶澄衷的赏识和器重。36岁时受叶澄衷委托到镇江“主持南顺记五金煤铁号”，“依靠总号后台，每年营业在数百万之巨”[2]14。1908年，因镇江的宁波帮药行王义昌难以支持，他又入股投资“改组为义昌润药行”[2]11，虽然从不插手经营事务，但义昌润药行凭借他“在市场上的交往信誉与流转资金的接济”，“不数年间即跃居镇江国药业首位，甚且凌驾苏皖各地同行之上”[2]14。朱中孚在镇江商界纵横驰骋，名重一时。史载：“先生贸易重信义，任人唯贤能，挟南顺记雄厚之资力，又得人和之宜，使两店业务蒸蒸日上，为当时商界中之佼佼者”[1]101。

　　朱中孚“慷慨好施，支用虽多而所入亦富。由其薄于自奉，敏于有为，故人皆爱之重之。”[3]359关于朱中孚对家乡镇海的善举，主要有这样几件。一是为同乡募造义庄。朱中孚赴通州川港收账时，“念旅川同乡病故，柩无停所，募造房屋六间，俾甬人停柩有所安置”[3]359。二是修缮镇江全浙会馆。“镇埠宁商极多，浙馆久圮，乃任建筑之责，先后募集四万余元。既落成，遂为各省冠。”[3]314旅镇同乡亦得以安居。三是创办学校。1917年曾“筹募、创办镇海浃北学校，兼收男女，免费入学。学校经费及教师薪金，均由先生负责。”[1]1021935年该校停办。四是敦族睦亲。朱中孚60岁后生两子，但他“不谋私蓄，而以诸侄孙辈殷殷教养，至老不衰”[3]359。堂叔“贫不自给”，则“助衣食”；堂弟“出塾”则“为觅习业”；堂妹出嫁则“为具妆奁”；“族中穷苦柩厝未葬凡数十具悉迁高埠，以妥其灵。”对于族中寡妇孤儿，“生恤其饥寒，死助其殡殓”。“并造公堂照厅，备族公用”。此外，“在甬置良田五十余亩，数十年来所得田租以分赠同族诸亲，未尝自售一粒谷。”

碑文载朱中孚“性刚直，见义勇为”，说明他性格刚强正直、急公好义。杨鸿发称其“无近世圆熟诡薄之习”，“生平制行一以孝弟忠信为本”，且“救难济急，视人事如己事。”[3]309寓居镇江时，凡是地方上有所纠纷，他都敢于出头排解。可贵的是，朱中孚不仅敢于管事，而且善于管事，在处理问题时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史载：“他处理问题，每教人‘以宽让窄’而‘事后补偿’，即先晓以大义，使一方让步，以缓解矛盾，然后再予让步一方以适当优惠。工商矛盾与纠纷，往往能迎刃而解。”[1]103赵绍曾所作《寿颂》中赞曰：“解纷排难，不惮词锋；无偏无党，其乐融融；不私一利，道义尤隆。”[3]317

　　更重要的是，朱中孚胆识过人，两次消弭镇江兵閧，功德无量，被地方人士比作战国时期以“一言退万兵”闻名的齐国辩士“鲁仲连”。丁传靖所撰《寿言汇编序》中载“辛亥、癸丑，江表多事。镇江当其冲，军旅云集，居民迁徙一空。先生以寓公力任维持，筹集巨饷，军乃毋譁”，“先生以甬人而为吾镇谋地方之福，至冒艰险而不辞，其有造于吾邑者不其伟欤？”[3]308范承衔在序言中亦称：“辛亥、癸丑间，长江多事。吾邑罹其害。诸职守皆畏缩不前，先生独挺身而出，筹集巨饷，舌敝唇焦，辅知事之力不逮。各军畏其持正，感其至诚，悉如约乃定。先生恐财力不出于己，复乞外商向当轴归之。先生真大有造于吾邑者多矣。”[3]310

　　据上述材料可知，第一次兵閧发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应与江浙联军集结镇江光复南京有关。11月上旬，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在南京发动起义受挫，率残存官兵撤到镇江。同盟会会员陈其美等人决定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南京。11月中旬，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在镇江洋务局组建，集结镇江的苏、浙、沪等地民军达万余人。11月24日联军开始发动攻击。12月2日，南京光复。江南提督张勋败退徐州。在此期间，如此多的兵士陡然聚集于镇江，食物供给需依赖当地，如果处理不好则可能酿成兵鬨。朱中孚通过犒军示好等措施，力保一方平安。吴保龄《恭祝清授奉政大夫镇江商团体育会长浙宁朱信鱼先生七十寿颂并序》载：“辛亥之役”，“大军毕集，复力筹巨资，备刍粮糗糒，供前敌军。实由是，军民和洽，地方宁谧。”[3]314朱孝恩《家严七十寿乞言事略》亦载：“辛亥之岁，大军毕集。家严以为军民和洽，地方乃安，恒昼夜制面包、牛肉、刍草、料豆以供军中食用，全埠因之宁谧。”[3]3601911年11月28日的《民立报》则载：“（馈送军食联合会成立）镇江商团组织镇江国民输送军食联合会。镇江商团公会会长刘君润泉与朱君中孚首倡义捐，得商会全体助洋伍佰元，商团会友洋二百元，零星各户银洋食物，总计不下千数百元。镇江弹丸之地，不崇朝而集腋成裘，足见诸同志之热心。”[6]周嗣培在《恭祝清授奉政大夫信鱼乡长大人七十寿序》中亦称赞朱中孚“筹饷糈以劳士，持牛酒以犒军，卒使烽火无惊，商农安处。”[3]313

　　第二次应指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镇江、扬州两地驻军冲突一事。此事发生于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的大背景之下。7月15日，黄兴在南京逼迫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宣告江苏独立，并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驻防徐州的冷遹江苏陆军第三师为江苏讨袁军前锋，于7月15日晚向徐州以北的北洋军发动进攻，但随后战事失利，24日徐州失守。江苏讨袁形势危急，程德全于25日通电宣布全省取消独立，黄兴出走。27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张勋，认为讨袁军徐州新败、镇江空虚、南京混乱，决定分兵两路夹击南京：张勋率部由运河水陆南下扬州，会合徐宝珍师进攻镇江；冯国璋率部由津浦路南下，占领临淮关与浦口，与张勋部取得联络，会攻南京。8月7日，张勋的前卫部队抵达扬州。镇江方面，当时驻守镇江的部队主要有江苏陆军第16师张振发任旅长的第31旅和赵念伯任旅长的第32旅。7月22日，赵念伯探知扬州的徐宝珍部有觊觎镇江之意，遂准备拔队奋战。镇江城中弥漫着战争阴云。镇江绅商意在保全桑梓，遂积极在镇、扬两军之间调和。26日镇江取消独立。赵念伯辞职并离镇。商会欲通过给两旅补发所欠官兵的粮饷以解散部队。7月31日瓜州营官方更生、申正邦电称“奉大总统命令移驻镇江”，镇江商会发电阻止。8月1日商会派代表赴瓜州与方、申晤谈，又至扬州与徐宝珍晤商。8月2日，商会与徐军约定，来镇后驻高资一带，不得进城。

　　但徐军不依约定。8月3日清晨，申正邦潜师突袭宝盖山，引起镇江驻军的愤慨。[7]镇军反击，象山炮台亦加入，“炮声隆隆，弹火如织”[3]360。城中气氛大为紧张，“居民奔避，十室九空”[3]360。商界出现群龙无首的状态，“商会中人大为恐慌，总理吴泽民、坐办王近如及执事人等均躲避他处”，“商会无人负责，处于混乱之中，过了好几天才由商民公举美孚洋行经理朱中孚为商会临时总理。”[8]69-70朱中孚临危受命，积极组织力量展开斡旋，“于枪林弹雨之中画罢战息争之策”。[3]313魏小辅《硕德记》亦载：“癸丑之役，客军与地方军交閧。有挟持县知事汹汹向商团索饷者。时居民骇汗逃窜。公独力任筹款，仓卒应付十余万之巨。战釁遂弭。”[3]3228月15日《申报》载：“镇江商会筹集洋银数万元，拟将驻镇陆军32旅兵士计二千数百人一律遣散……十三号全旅兵士纷纷诣商会缴械。领饷三月。各回梓里。”[8]71“陆小波出面主持收集三十二旅驻防士兵所有枪支，按枪支数发放遣散费”[9]。8月14日，张勋率部渡江。“胡镕与李皋宇冒险乘小船挂白旗，往来调处，并向各界筹款，劝张勋部退出镇江城”[10]。

　　碑文提到的陆小波、李皋宇、魏小辅等人，均为当时镇江的知名人士。陆小波（1882-1973），名锡庚，字小波。1925年后，任镇江商会会长、钱业公会理事长。建国后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关于他的事迹，地方文史资料记载颇多，在此不再赘述。朱中孚先生的三子朱孝慈曾作《三次难忘的会见》一文，文中称陆小波与其父为挚友[12]，“同在镇江经商，彼此秉性爽直，热心公益，遂成莫逆交”。李皋宇（1874-1962），又名高裕，浙江镇海人。1897年来镇江协助其父李贞元经营李源记米、木行。经朱中孚介绍做过镇江美孚洋行经理。他曾接办和投资多个企业，是镇江少有的大企业家。魏小辅，名谦，小辅为其字，浙江余姚人。刘润泉为镇江商团体育会会长时，陆小波、魏小辅等人任副会长。[13]朱中孚七十寿辰时，陆小波作《寿颂》曰：“泽绵鹿洞，秀毓蛟川。善人之誉，口碑载传。见义勇为，当仁不让。造福地方，子孙分王。春回梅岭，七秩称觞。祝公之寿山高水长。”李皋宇赠“海东耆宿”匾额，并称朱中孚“侨商（疑为‘寓’字之误）京口三十余载，有古君子三不朽之风”[3]357。魏小辅作《硕德记》，称朱中孚为“老友”，并将其辛亥、癸丑两次免除兵祸的义举比作《战国策》里的鲁仲连与《左传》里“具十二牛犒秦师”的郑国商人弦高[3]322。

　　碑文载朱中孚在镇江开展多项公益慈善活动，文献中亦有详细记载，称其“对于镇江公益，亦无不踊跃输将，筑路、建桥尤居多数。督工履勘，乐此不疲。行人至今称便。”[3]314“举凡义冢、义塾、完节、育婴诸义举，靡不视其力以佽其成”。陈约三先生称其“不以敛财为务，热心公益，动辄千金一掷而无吝色，为商界所罕见”[1]101。他“出资、并募集3000元”修复了“句容县北乡桥头镇便民河上‘坎桥’”，“当地人即以先生‘信鱼’之号名桥为‘崇信’桥，以示‘崇’敬‘信’仰之忱”[1]102。又“出资重修”中华路原河道上的洋浮桥。镇江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石匾，上刻“日新街民国八年孟夏朱中孚”，即与修建洋浮桥有关。此外，他还曾独立造“三茅宫、荷花塘两木桥，皇华亭、小营盘、小码头、牌湾等石路，行者赖焉。”[1]102关于灾赈、粥厂，史载：“历年水旱偏灾，如徐、海、直隶等处捐资提倡，不遗余力；历办镇城粥厂，岁以为常，赖以生存者为数殆以十万计。”[3]314更值得称道的是，朱中孚曾数次“移寿资”捐赠。“己酉（1909年），先生六十寿辰，寿资千余元，全部捐助粥厂；此后并历年对粥厂都有资助。己未（1919年），先生七十寿辰，将筵资移捐孤儿院等慈善单位。”[1]102

　　碑文还载朱中孚热心商团事务，“出力尤多”，贡献颇大。商团的创办亦是由朱中孚倡议发起，“先生稔吾镇处长江下游，襟山带江，为战事必争地，且五方杂处，易藏宵小，于是捐千七百元倡办商团。”[3]314作为一种民间武装组织，商团的功能是维持地方治安，弥补政府军警力量的不足，其成员为商界青年和职工。商团创立之初经费紧张，朱中孚“深明大义”，慷慨出资，“既认费千元，又以制办军装款不敷给，岁杪又捐助七百余元。”在继任商团体育会会长之后，“经营擘画，成绩蔚然”。他“愿尽义务，不领公费，酬应以私财供给。日驻事务所部署一切，惕厉忧勤，以保全商场、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3]360在时局变动、社会动荡之际，他率领商团竭力维护地方和平。“辛亥之役，全国瓦解，乃率练士坐镇，雍容强梁、桀骜之徒咸慑伏不敢逞。指挥若定，民赖以安。”[3]314“辛亥光复，公适被举为镇江商团长，乃劳心焦思，和洽兵民。恒置牛羊刍秣之需慰劳民军，全郡赖以安堵。”[3]322俞湘《七古》亦赞其曰：“戎衣苦戍辛勤久，犒士劳军唯恐后”。[3]341二次革命期间，宝盖山之战后，“知事于君经军队同赴商团，责令备饷。山上下兵数千环集，荷枪实弹，声势汹汹。因邀同志诸公于军长前担任筹资，舌敝唇焦，昼夜无寐，计共公筹垫款十三万八千元。战端始息。是役也，虽同志诸公出力居多，然家严以羁旅之身，甘冒此枪林弹雨，不惜牺牲性命，卒使大局转危为安，全埠商民秋毫无损。此尤能人所难能者也。”[3]360需要指出的是，在辛亥以后军阀割据混战的十几年间，常有大军过往镇江要求承办军差，而“在承应迭次军差中，镇江商团是起过一定作用的。镇江商团的创始人首任团长朱中孚倾注过很大的力量。”[11]58

　　碑文最后记载了立此纪念碑的缘由。民国十二年时，朱中孚已74岁，他以年老及担任的全浙旅镇同乡会会长任重为由坚决辞去商团体育会会长一职，商团同人都认为先生之于商团关系至重，然再三攀留未果，又公推他为本商团董事，慨然应允。商团同人为了表达对先生孜孜不倦热心商团事务、造福一方民众的感激之情，以“镇江绅商学界暨商团全体”的名义立了此碑。碑文作者不详，应为商团中人。书丹者为丹徒李汉强，《朱信鱼先生七十寿徵诗文启》一文有其与杨邦彦、柳诒徵、陈庆年等人的署名。

　　三、结语

　　此碑是朱中孚先生广行善举、造福镇江的重要历史见证，碑文内容可与存世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通过考释此碑，我们对朱中孚先生对镇江所做的贡献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也为有兴趣了解朱中孚生平事迹的人士提供了新的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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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镇江市工商联：镇江国药业——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C]//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镇江文史资料（第1辑）.1980.

　　[3]  朱孝恩：朱信鱼先生七秩寿言汇编[M]//国家图书馆：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

　　[4]  镇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镇江市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5]  王永杰：宁波市政协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479.

　　[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51.

　　[7]  镇江市京口区人武部军事志编纂办公室：镇江市京口区军事志[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09：305.

　　[8]  孙金振：“二次革命”在镇江[C]//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镇江文史资料（第21辑）.1991.

　　[9] 李守静：陆小波年表[C]//镇江博物馆：一代乡贤——纪念陆小波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文集.苏出准印（2011）字JES-1000750.2012:122.

　　[10]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镇江历史文化大辞典[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197.

　　[11] 杨方益：耆年硕德忆陆公[C]//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镇江文史资料（第22辑）.1991.

　　[12] 朱孝慈：三次难忘的会见[C]//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镇江文史资料（第2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147.

　　[13]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民国江苏省会镇江研究[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103.

（作者陆为中为镇江博物馆馆员，连小刚为镇江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