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天主教留在镇江的足迹

            张大华
    有3000年历史的古城镇江，是中国历史演变的重要舞台。这里，长江运河交汇，南北文化交融，大江大河，有山有水，气候宜人，物产富饶，经济发达，文化灿烂，是一座典型的滨江山林城市。从元代开始，天主教慧眼识珠，在这里扎营生根，成为中华基督宗教史研究的重要节点城市。

    元代基督宗教在镇江的传播，是中国基督宗教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元代《至顺镇江志》，准确记录了在至顺年间（1330——1332年），天主教在镇江传播的状况，全市信仰基督宗教的“也里可温”计有23户296人。当时侨居镇江的外来户，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契丹人等共3845户10555人，也里可温人在这些外来人口中，每167户中有1户，每34人中有1人，由此可见，当时镇江信奉基督宗教的人户在侨民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元代基督宗教在镇江迅速传播，是与基督宗教人物马薛里吉思分不开的。有关马薛里吉思在镇江推广基督宗教的情况，在《大兴国寺碑记》中有详细的记载。通过碑文我们知道，马薛里吉思出生在现在中东的基督教世家，整个家族世代行医，因医术高明，祖辈、父辈都被招为御医。1268年，马薛里吉思也被招入宫中担当御医，由于深受皇上信任，他被派到云南、闽浙为官，1277年，他被授予怀远大将军、任镇江府路总管副达鲁花赤，第二年一月到任，八月又改授明威大将军，任期三年。三年后辞职，居住镇江，专门从事推广基督教活动，在当时镇江行政区域内，一共兴建了七座基督教堂和一个公墓。
    这七座教堂，在现在镇江境内的有六座，还有一座在杭州。分别为镇江铁瓮城的大兴国寺，云台山上的云山寺、聚明山寺，丹徒县开沙的渎安寺，登云门外的高安寺、甘泉寺和杭州荐桥门外的晋兴寺。大兴国寺是他所建的第一所教堂，教堂建成后，镇江儒学教授梁相专门撰文列碑记载。现在碑刻已经失传，但全部碑文因收录在了元代《至顺镇江志》中，而被流传了下来。这是一个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样著名的古碑，是国内外研究基督教在古代中国传播的珍贵史料。碑的全文如下：
    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 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虚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生，帮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薛迷思贤地名，也里可温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灭里、外祖撤必为大医。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划牙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处也里可温答刺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驰驿进入舍里八，赏赉甚侈。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验，特降金牌以专职。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造舍里八。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次得西津竖土山，并建答石忽刺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刺聚明山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县开沙，建打雷忽木刺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结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荐桥门外，建样宜忽木刺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江南官田三十倾，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倾，为七寺常住。公任镇江五年，连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番为也里可温，迎礼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必思忽八，阐扬妙义，安奉经文，而七寺道场，始为大备。且敕子孙流水住持，舍利入，世业也，谨不可废，修示训戒，为似续无穷计，益可见公之用心矣。因辑其所闻为记。
    薛迷思贤，即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当时景教盛行地区，东方教会大主教的驻地，1220 年归附元朝。祖师麻儿也里牙是撒马尔罕大主教，于希腊历一千五百零一年（1190 年）去世，故称“千五百余岁”。
    马可•波罗任扬州宣慰史的第二年（1284年），曾经游历镇江，他现场访问了马薛里吉思在镇江建设的这些教堂，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作了记载④，他说：“城里有3个聂斯托利派⑤的基督教堂，建于1278年，那时候，皇帝陛下曾任命这一教派的一个教徒，名叫马萨奇斯（Mar-sachis）的，来这里担任本城的行政长官。任期三年之久。在他上任之前，这里原来没有教堂，是马萨奇斯来了以后才创建的，至今保存完好”。
    《大兴国寺记》认为，马薛里吉思建寺七座，是有志于推广教法,目的是为了“忠君爱国”。他所建的第一座寺院大兴国寺是“舍宅”所建，所有七 座寺院都是“休官”后所建，这大概是为了摆脱官办的束缚。事实上，已加入贵族行列的马薛里吉思，是摆脱不了官势影响的。从碑记中我们就看到“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的内容。由此可见，马薛里吉思虽已休官，但官威尚存，其兴教建寺得利其位是不言而喻的。
    在记载镇江宗教情况的《至顺镇江志》卷九中，有马薛里吉思在云台山上占用金山寺土地建造两座教堂的记载。早在宋代，朝廷已经把云台山划给了金山寺，马薛里吉思在金山寺土地上建造云山寺、聚明寺两座教堂的行为，引起了镇江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产生过激烈冲突。三十年后，金仁宗即位，他为了调和国内矛盾，开始重视佛教，这时金山寺方丈应声长老向朝廷状告基督徒侵占金山寺土地，挑起宗教矛盾。这个上告，得到了金仁宗重视，亲自御批：“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 判令拆毁基督教堂，将已建好的两座基督堂归还金山寺，作为金山寺下院。并派宣政院断事官泼闾和建设北京白塔寺的雕塑家刘高到镇江落实皇帝的御旨。刘高在镇江期间，在云台山下的西津渡按照北京白塔的样式，建设了一座过街石塔，这就是现在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镇江西津渡风景区的昭关石塔。
    马薛里吉思在镇江建云山寺和聚明寺的时间是至元十六年（1279年），仁宗皇帝御批将这个基督教堂拆除，将云台山还给金山寺的时间是至大四年（1311年），前后共32年。在云台山归还金山寺后，金山寺对原有基督教堂进行了改造，建起了佛教寺院，为此仁宗皇帝命集贤学士、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和翰林学士潘昂霄分别撰文立碑，并令“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忽争，争者坐罚以重论” ⑥。这两座寺庙，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到了民国初年，已经破败不堪，因此在冷御秋兴建伯先公园时才彻底拆除。2011年镇江市在云台山东山头建设云台阁，开挖基础时意外发现了两块石础，古建和考古学专家从柱础年代特征研究，认定是当时云山寺、聚明山寺的建筑遗存。这一对柱础直径约1米，由此推算这两座教堂体量巨大，高度应在25米以上。
    寺院虽然还给了金山寺，但对马薛里吉思在寺院附近建设的基督徒公墓，仁宗皇帝御批中明确给以保留，这可能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云台山牛皮坡洋人公墓的前身。对马薛里吉思建立墓地的情况，《至顺镇江志》卷九翰林学士潘昂霄奉旨写的“般若院碑文”中，有明确记载：“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绾监郡符，势甚张。掇危峰秀绝之所，屋其巅，祠彼教，曰银山寺，营隙为侪类葬区”。这说明，云台山在元代确有基督徒公墓。如果能够通过考古找到实物证据，镇江洋人公墓建立的时间可以前推500年。
    除云山寺和聚明寺被改为般若院以外，其它寺院直到明代都还存在。在明代《万历镇江志》中有大兴国寺、高安寺和四渎寺的明确记载。到清代《康熙镇江志》中，就不见记载，大概已经淹没了。
    但到了清末，镇江大兴国寺碑又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闹话题。据裴伟2007年3月24日发表在《中国民族报》“寻找镇江十字碑”一文介绍，清末状元、外交家洪钧出使欧洲，从西方文献中了解到镇江“十字碑”记载，他认为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重要物证，于是通过官方渠道向镇江求证。曾经主编《北固山志》的镇江文史专家周伯义，说此碑在北固山后峰，有拓片但碑已经坍入江中，并将碑文提供给了洪钧，洪钧将此材料写入了《元史译文征补》一书中。近代著名学者、镇江人陈庆年知道后，认为周伯义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移花接木，因为这个碑在明代以后就失传了，况且大兴国寺在北固山前峰，中间隔着一个铁瓮城，偌大一个碑是不可能到后峰的江滩上去的；经过对照，周伯义提供的碑文与《至顺镇江志》一字不差，这也说明，周伯义的所谓拓片是故意伪造。现代著名学者陈垣也对镇江的“十字碑”作了认真研究，他写成《元代也里可温考》一文后，送给镇江人、著名天主教徒马相伯征求意见，马相伯非常高兴，并提供以上情况来说明在光绪年间，镇江还有碑的拓片，但陈垣并未确信。
    从《至顺镇江志》和《大兴国寺碑》记载来看，元代基督教在镇江的传播，主要是因为马薛里吉思的个人努力。在马薛里吉思死后，传教活动基本就没有进展了。马薛里吉思的传教活动是在国家制度和秩序要求的范围内进行的，目的是为了“忠君爱国”，与金山寺的矛盾也主要是土地纠纷，而不是宗教矛盾和冲突。这个纠纷引起元朝最高当局重视，严令制止，也主要是维护宗教和睦，保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特别重要的是，元代基督教在镇江的传播，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镇江儒学教授能为马薛里吉思写碑立传，赞赏有加，说明当时并没有发生文化冲突，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是和谐的。
    四百年来,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他把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最新的天文、地理、数学知识传播到了中国,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他把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在西方同样掀起了一股“中华风”。
    因为他的传授，中国人知道了地球是圆的，知道了地图、时钟，知道了油画、玻璃，他创造的点、线、面、曲线、平面、三角形、四边形、圆、星期等中文词汇沿用至今，成为如今中国妇孺皆知的名词和概念。但在死气沉沉的明朝末期，他向中国人传播这些知识的过程充满艰辛，经常陷入山穷水尽境地，这时发生的镇江之行，是他文化传播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他在著名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介绍，1599年1、2月间，利玛窦第一次到北京传教失败，应弟子瞿太素邀请，准备到苏州定居。他沿大运河到达镇江，听说矍太素在丹阳而来到丹阳。到丹阳后，由于长期疲劳奔波，利玛窦大病一场，几乎死去⑦。他的弟子瞿太素聘请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并亲自伺奉他的起居生活。在瞿太素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利玛窦起死回生。他在书中说，经过治疗和休养，他身体的健康状态比以前更好。临近春节了，在瞿太素带领下，他在镇江过了一个到中国以来最快乐的春节。
    瞿太素是一个有广泛人脉和相当活动能量的“官二代”，他父亲瞿景淳是翰林院编修，最后做到礼部侍郎。他从小走南闯北，热衷于炼丹术，在广东肇庆他遇到了利玛窦，痴迷的向利玛窦学习现代西方数学、天文、地理知识，学会了炼金术，后来成为了利玛窦最忠实的追随者，并成为利玛窦早期传教事业中，对利玛窦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他是常熟人，在镇江、丹阳有广泛的人脉。来到镇江后，他带着利玛窦拜访了许多官员和社会名流，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时值春节，正是镇江城万人空巷、全民狂欢的时候。镇江各个行会轮流发起组织，开展盛大的祭祖和庆祝游行活动，同时开展打秋千、舞长龙、耍狮子、踩高跷、荡湖船等大型民间艺术表演，以展示行会自身的影响力。在镇江官员和社会名流的安排下，利玛窦几乎一场不落的观看游行表演活动，沉浸在镇江民众欢乐的海洋中，给他大病后的身心带来极大的愉悦。
    他还在朋友的陪同下，参观了镇江的大街小巷，他发现这里市场极为繁荣，柴碳巷、胭脂巷、酒海街、牛皮巷、琴园巷、书场巷、砖瓦巷、染坊巷、粮米仓巷等等，一条街巷就是一种商品集散地，这种经济繁荣和富足的程度，是他到中国十几年来所没有看到过的。
    在镇江，大家都把他作为奇人看待，礼遇有加，全城的社会名流都来拜访他，以与他结识为荣。在与镇江官绅的交流中，利玛窦介绍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科技文化发展成果，向他们传播最新的世界科学知识，引起了镇江士大夫阶层的极大兴趣。他送给了镇江知府王应麟一张他在肇庆时印制的世界地图，使镇江人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在地球上除了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国家，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
最令利玛窦特别感动的是，在他过完春节，在矍太素的陪同下离开镇江时，镇江知府王应麟派出豪华的官船，专程把他送到了南京。
    在南京，他受到礼部侍郎叶向高的欢迎，结识了著名思想家李贽、徐光启，被意外留下，因此他放弃了到苏州定居的安排。在南京，他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要求，修订翻刻了十几年前绘制的《山海舆地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为中国知识阶层打开了了解世界的窗口，引起轰动。第二年，又艰难的重新进入北京，意外的被万历皇帝留下，从此他住在北京，拿着朝廷俸禄，衣食无忧，在徐光启等人协助下传播天主教和西方知识。危难时期的镇江之行，成为利玛窦后半生事业的转折点，从此他的事业，走向光明。他用余生，把他所掌握的西方现代科技知识悉数介绍到了中国，并把《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西方。1610年病逝后，万历皇帝下旨允许他在北京安葬，他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皇帝允许在中国领土安葬的外国人。
    对利玛窦的镇江之行，编成于清末的镇江地方志书《丹徒县志摭余》和民国期间的《江苏省会辑要》均有明确记载，这也印证了《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的准确。
    利玛窦镇江之行，不仅使镇江地方官员了解了当时最新的西方科技知识，而且使丹阳人认识了天主教。此后不久,法国传教士在丹阳建立了教堂,这座建于明代的教堂,现在已经移建到丹阳北门，传承至今，这是如今丹阳唯一的天主教堂,也是江苏省境内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1595年，利玛窦在南昌传教时，马相伯祖辈成为了天主教信徒。出生在丹阳的马相伯，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天主教徒。他不仅是国共两党都非常尊敬的革命老人，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神学博士、复旦大学的创始人、中华民国第一任的南京市长，也是推动天主教中国本土化的第一人。从利玛窦到马相伯，天主教传承在丹阳形成跨越几个世纪的接力，它作为天主教传承在中国的一条历史路径，值得今天的我们细细品味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