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途经润州次数考论
                        喻世华
摘要：关于苏轼途经润州次数，镇江学界有11次说、12次说，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时算一次还是算两次上。其实真正值得探究的是元丰七年（1084）八月到十月以及元丰八年（1085）五月到八月这两个时间段内苏轼途经润州的次数。考诸《三苏年谱》以及苏轼诗文集，苏轼在这两个时间段内不是3次途经润州，而是至少6次途经润州。因此苏轼途经润州的次数也就不是通常所说的11次、12次，而是15次。这对于深化苏轼研究，对于挖掘镇江历史文化名城资源，无疑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苏轼；苏轼与润州；苏轼途经润州
    苏轼究竟什么时间、究竟多少次途经润州，镇江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镇江史话》编写组认为，苏轼途经润州确凿可靠的为11次［1］；沈伯素先生认为，“苏东坡至少11次到过润州”［2］；乔长富先生则认为，苏轼曾12次途经润州［3］。三者关于苏轼途经润州次数的看法虽然有差异，但基本上还算一致，只是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过润算一次还是算两次上存在不同看法。对于苏轼每次途径润州逗留多长时间，也只是或详或略而已。作者在作苏轼研究时发现，上述研究结论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对其展开拓展性研究。
 
一、元丰七年八月到十月苏轼“来往京口”考论
    元丰七年八月到十月，苏轼“来往京口”究竟途经润州多少次，笔者认为应该从该时段苏轼给交往最密切的滕元发、佛印、贾耘老等人的书信中寻找答案，从苏轼诗、文、词集中寻找答案。这是研究苏轼最为可靠的方法。在此期间苏轼至少三次路经润州：第一次是应滕元发之邀及佛印的金山之约，从真州到润州再回到真州；第二次是从真州回到常州、宜兴，路经润州；第三次是从常州、宜兴赴汝州任，路经润州。
    第一次应滕元发之邀及佛印的金山之约，从真州到润州再回到真州。这可以从苏轼与滕元发、贾耘老的书信中找到明确答案。《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七）：“闻今日渡江，恨不飞去。风逆不敢渡，又与一人期于真州，有少急切之干，度非十九日不可离真。早发暮可见，公以二十日行，犹可趁上官日也。不知能少留否？若得略见，喜幸不可言也。” ［5］1487《答贾耘老四首》（之三）对此亦有回顾可资引证：“前在金山，滕元发以扁舟破巨浪来相见。” ［5］1725孔凡礼关于“此次首至金山，约在八月十九日”［4］1520的估计应该是有依据的。因为此前佛印就有金山之约，《与佛印十二首》（之十一）：“承有金山之召，应便领徒东来，丛林法席，得公临之，与长芦对峙，名压淮右，岂不盛哉！渴闻至论，当复咨叩。惟早趣装，途中善爱。”［5］1868-1871苏轼此次在京口与滕元发相会，时许遵知润，秦观亦至，苏轼与他们多有唱和，如《次韵滕元发、许仲途、秦少游》［6］1266-1267等。润州相会后，滕元发离开润州赴湖州任，秦观亦回高邮，苏轼也就离开润州回真州，这从《与佛印十二首》（之六）可以得到印证：“专人来，复书教并偈，捧读慰喜……公来长芦，如何！如何！某方议买刘氏田，成否未可知。须更留数日，携家入山，决矣。殇子之戚，亦不复经营，惟感觉老，忧爱之深也。太虚已去，知之。”［5］1869
    第二次从真州回到常州、宜兴，路经润州。苏轼回到真州后曾有回常州、宜兴之行。这从苏轼与滕达道的通信中可以得到佐证。《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九）：“某启。别后，不意遽闻国故，哀号追慕，迨今未已……某旦夕过江，径往毗陵，相去益近，时得上问也。” ［5］1488该条可证苏轼从真州过江到润州、常州是其早有的计划。《三苏年谱》“元丰七年九月”条载：“轼至常州，复至宜兴。”［4］1534“轼买庄田于宜兴，赋《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4］1535“元丰七年十月”条载：“十月二日，轼宜兴舟中书陶潜‘丈夫志四海’诗，为跋。”［4］1538“十月六日，轼宜兴舟中书《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三十首》。并跋。”［4］1539苏轼在宜兴的情况，同样可以从苏轼与贾耘老、滕元发的书信中找到明确答案。《答贾耘老四首》（之二）对于宜兴买田有明确交代：“仆已买田阳羡，当告圣主哀怜余生，许于此安置。幸而许者，遂筑室于荆溪之上而老矣。仆当闭户不出，公当扁舟过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见滕公，且告为卑末送相子来扬州。”［5］1725《答贾耘老四首》（之四）则对宜兴舟中为其做怪木枯石有交代：“今日舟中无他事，十指如悬棰，适有人致嘉酒，遂独饮一杯，醺然径醉。念贾处士贫甚，无以慰其意，乃为作怪石古木一纸，每遇饥时，辄一开看，还能饱人否？若吴兴有好事者，能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终君之世者，便以赠之。不尔者，可令双荷叶收掌，须添丁长，以付之也。”［5］1726《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二）对于宜兴买田同样有交代：“仆买田阳羡，当告圣主哀怜余生，许于此安置。幸而许者，遂筑室荆溪之上而老矣。仆当闭户不出，君当扁舟过我。醉甚，书不成字。”［5］1486《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六）大致写于一年后，可以进一步坐实宜兴买田情况：“某去岁所买田，已早损一半，更十日不雨，则已矣。奇穷所向如此，可笑！可笑！耘老远去，此意岂可忘。老病憔悴，得公厚顾，翘然增气也。”［5］1487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苏轼元丰七年九月从真州回到常州，十月在宜兴买田，史料确凿。如此，苏轼从真州回常州然后到宜兴买田，从计划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已经清楚，经过当时的交通要冲润州当没有疑义。
    第三次从宜兴回常州赴汝州任，路经润州。《三苏年谱》对此记载相当简单：“轼回常州。至扬州。”［4］1539孔凡礼先生虽然对此记载简单，但提供了《省斎文稿》卷十九《书东坡宜兴事》证明苏轼由宜兴回常州有据，又引《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记载苏轼到扬州的情况：“吕申公帅维扬，东坡自黄岗移汝海，经从见之。申公置酒，终日不交一语。东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觉罗衣薄’，东坡惊觉，小语云：‘夜来走却罗医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罢行后圃中，至更坐，东坡即几案间笔墨，书歌者团扇云：‘雨叶风枝晓自匀，绿阴青子静无尘。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申公见之亦无语。”［4］1539-1540从宜兴回常州到扬州，同样势必经过当时的交通要冲润州。
    综上，元丰七年八月到十月苏轼三次途经润州应该是有根据的，苏轼在这个时间段在润州留下了大量诗文，可参见笔者《苏轼与润州有关的诗文篇目考》［7］。
二、元丰八年五月到八月苏轼“来往真州、润州间”考论
    笔者认为，元丰八年五月到八月苏轼三次路经润州：一是从汝州回常州路经润州；二是从常州赴知登州路经润州后“来往真州、润州间”，其间至少两次在润州逗留。
    第一次从汝州回常州路经润州。这可以从苏轼与佛印、滕达道的交往得到佐证。元丰八年五月苏轼在扬州，有《题竹西寺》可证，《三苏年谱》载：“了元（佛印）来迎，轼以偈为献。”［4］1590《与佛印禅师三首》（之一）：“不必出山，当学赵州上等接人。”［5］2531《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四十一）：“耘老至，又辱手书，及耘老道起居之详，感慰不可言。某留家仪真，独来常，以河未通，致公见思之深。又有旧约，便当往见，而家无壮子弟，须却还般挈，定居后，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时有差除，或云当时亦未是实计。”［5］1488这次苏轼到扬州后留家仪真，佛印到仪真迎接苏轼相伴到润州。苏轼五月二十二日回到常州，《到常州谢表二首》（之二）也可以作为旁证：“先蒙恩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寻上表乞于常州居住，奉圣旨，依所乞，臣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讫者。”［5］658
    第二次、三次路经润州，是从常州出发赴知登州“来往真州、润州间”盘桓近两个月发生的。元丰八年六月，《三苏年谱》载：“戊子（二十六日），司马光荐苏轼、苏辙兄弟等。是月，范纯仁、吕大防等亦荐苏轼、苏辙兄弟等。”［4］1594“本月，告下，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4］1596苏轼何时从常州、宜兴启程赴任登州呢？《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四十八）有交代：“某受命已一月，甚欲速去，而远接人未至，船亦未足，督之矣。向虽有十日之约，势不可住，愧负无限。”［5］1491《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五十）则说得更为明确：“某已被命，实奖借之素。已奏候远接人，计不过七月中下旬行。伏恐知之。士论望公入觐，久未闻，何也？想亦不远。无由面别，瞻望惋怅，溽暑方炽，万冀顺时为国自重。” ［5］1491苏轼对于登州任命路上的行程在《书遗蔡允元》中作过形象描述：“仆闲居六年，复出从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风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来船中相别。允元眷眷不忍归，而仆迟回不发，意甚愿来日复风。坐客皆云东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儿迁延避学。爱其语切类，故书之，以遗允元，为他日归休一笑。” ［5］2262苏轼“六月被命”，“七月中下旬”才从常州启程赴登州，确“似小儿迁延避学”，这在真州、润州间盘桓近两月可以得到进一步确证。
    元丰八年七月到八月，苏轼在润州逗留，确切可考的有两次。一次在七月二十五日，苏轼与杜介相遇于金山，《赠杜介》（并叙）载：“元丰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几先自浙东还，与余相遇于金山，话天台之异，以诗赠之。”［6］1369一次在中秋，苏轼留有《金山妙高台》［6］1368，对此苏轼在《与佛印禅师三首》（之三）曾有明确说明：“离扬州日忙迫，不复知公在郡也，但略见焦山耳……妙高诗聊应命耳……回望山水间,麾麈妙谈,岂可复得。惟千万为众自重,不尽。轼再拜佛印禅师足下。”［5］2531落款为八月二十九日。
    从七月十五日与杜介相遇于金山到八月二十九日才离开扬州，是什么原因使苏轼在这样敏感的时候还“来往真州、润州间”逗留呢？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苏轼对于重新出仕并不特别热衷,《与佛印禅师三首》（之二）载：“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5］2531；二是受张方平所托《楞伽经》事需要了结：“轼晤了元（佛印），叙张方平所托《楞伽经》事，了元以为书刻为善，乃于真州及金山书之。”［4］1603-1604元丰八年九月《书楞伽经后》对此有追忆：“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惠光浑圜；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5］2085落款为“元丰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元丰八年五月到八月，苏轼至少3次在润州停留，其间留下了大量诗文，笔者在《苏轼与润州有关的诗文篇目考》已有罗列，不赘述。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元丰七八年间苏轼至少六过润州，与镇江前辈学人公认的苏轼三过润州结论不同，每次都与正主持金山寺的佛印禅师有交往［8］。从苏轼与佛印的交往，参照《三苏年谱》苏轼的行踪及苏轼诗文，大致可以为苏轼该时段途经润州理出头绪。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苏轼途经润州的次数既不是镇江学人公认的11次或者12次，而是至少15次。这对于深化苏轼研究，对于挖掘镇江历史文化名城资源，无疑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镇江史话》编写组.苏轼在润州的交游与创作［J］.教学与进修，1981(2):53-57.
［2］ 沈伯素.苏轼与镇江［G］//《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论文集•第8集. 镇江：内部资料，2007:147-154.
［3］ 乔长富.苏轼12次至润州事迹系年考述［J］. 镇江高专学报 2009（1）：9-13.
［4］ 孔凡礼．三苏年谱［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5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冯应榴辑.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喻世华.苏轼与润州有关的诗文篇目考［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20-27.
［8］ 喻世华. 苏轼与佛印交游考［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104-108.

 
（作者为江苏科技大学副教授、《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编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