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瑶

      《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般若院”条记载了元代蒜山十字寺的建设、禁毁并改建为般若院的历史过程，录载了集贤学士赵孟頫、翰林院学士潘昂霄对此事件评述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对这一条目所蕴含大量历史信息的解读，以期对这一宗教纷争事件的成因与性质做出合乎历史的解释。

      一、蒜山十字寺与般若院的历史记载

      至元十六年（1279 年），时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的马薛里吉思在蒜山（今西津渡云台山）上建立云山寺和聚明寺两座十字寺教堂。因其建筑基地原属金山寺，此举引起金山寺的寺僧强烈不满。为此，金山寺和“也里可温教”的十字寺打起了官司。元仁宗于至大四年（1311 年）诏令拆除十字寺，并任命曾画塑元大都白塔的工匠刘高负责改建为“般若院”，赐还金山寺。元仁宗还令大儒赵孟頫、潘昂霄为此事撰文立碑《。至顺镇江志》中对此事作了详细叙述。兹节录原文如下 ：

      “般若院，在竖土山巅。至元十六年，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即金山地建二寺 ：一曰云山寺，一曰聚明山寺。至大四年，改为金山下院，赐今名。集贤学士赵孟頫奉敕撰碑。其略曰 “：皇帝登极之岁，五月甲申，诞降玺书……‘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命前画塑白塔寺工刘高，往改做寺殿屋壁佛菩萨天龙图像，官具给须用物，以还金山。庚辰，洊降玺书，护持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十有一月庚戌，都功德使臣海音都特奉玉 音 ：金山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下院’。……‘金山田地为也里可温所夺，历二十有七年，乃复得二寺为下院。三方辉照，一峰中流， 益以壮伟，乃作颂。’”云云。

      翰林学士潘昂霄又奉敕撰碑。略曰 “：佛大矣，法门不二，如虚空无去来，大千刹土，应缘而现，而其法门则一而已，宁有二乎？外此以为法，非吾佛所谓法也。……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者，绾监郡符，势张甚。掇危峰秀绝之所，屋其颠，祠彼教，曰银山寺，营隙为侪类葬区。嘻！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为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今……故像撤去之，仿京刹梵相，朱金绀碧，一新清洪，付金山住持佛海应声长老，赐名金山寺般若禅院”。

      这一段历史公案，涉及诸多人事，信息量大，值得详细解读，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二、银山十字寺与镇江也里可温教的由来

      蒙古族开始信仰萨满教，但是他们对各种外来宗教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在蒙古族统治者看来,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任何其他的正统宗教, 都包含有劝人安分守己、修身养性的教义, 都具有排忧解难抚慰心灵、稳定社会辅政教化的功能。因此, 他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甚至连皇室成员的宗教信仰也呈缤纷多彩之态。学界甚至认为，宗教信仰自由, 从大蒙古汗国草创之日起, 即已成为国家的一项定制甚至国策。

      忽必烈受藏传佛教影响很大，著名的“八思巴”是他的“国师”，引导他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藏传佛教因此逐渐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1260 年5 月，忽必烈即汗位，立即敕封上师八思巴为“国师”, 授以玉印, 令其“任中原法主, 统天下教门”。此后很快就设立中央总制院以掌释教, 以帝师八思巴为“总制院使”。但是他同时支持、扶助各种宗教势力，这就为佛教以外的其他教派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和空间。

      马薛里吉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镇江的。他是一位基督教徒和医生，祖籍在中亚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他的外祖父撒必是当地名医，曾为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治好病，因而成为御医，享有各种特权。至元五年（1268 年），马薛里吉思奉命进宫，成为一名医官陪伴在忽必烈左右，专司调制“舍里八”，这是一种用多种香果加泉水煎熬，以蜂蜜调制而成的药饮。马薛里吉思精于祖传调制秘法，且有验即有疗效，皇帝授以金牌以专职，称“舍里八赤”。九年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造舍里八。至元十四年（1277 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至元十五年（1278 年）八月一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总管兼府尹，成为镇江路最高行政长官。忽必烈提拔马薛里吉思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外祖父医治好了父亲拖雷的病而报恩，另一方面是因为忽必烈的母亲是也里可温教徒。他来镇江，最初也是为了炼制“舍利八”。据《至顺镇江志》记载“，舍利别，四十瓶。前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备葡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给船马入贡”。此外他的主要事务，就是传教 “：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 ‘：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于是他借助梦兆，证明他传教的诚心来自于梦中神谕，并倾尽全力，甚至舍弃住宅，先后在镇江建立了6 座十字寺教堂。他甚至辞去官职，专心致志传教。他的传教活动得到丞相完泽的大力支持，完泽“奏闻玺书护持，乃拨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

      至元十六年（1279 年），马薛里吉思在西津竖土山（今云台山）建“答石忽木剌云山寺（”即云山寺）和“都打吾儿忽木刺聚明山寺（”即聚明山寺）。还在山下圈地建也里可温公墓，供其家族及其教徒死后义葬。这可能是云台山西南端洋人坟的最初来历。

      至元十八年（1281 年），他舍弃位于铁瓮城夹道巷的自家住宅，兴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即大兴国寺）。又在丹徒县开沙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四渎安寺）、登云门黄山“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高安寺）、大兴国寺侧的“马里结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甘泉寺），在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剌大晋兴寺。

      马薛里吉思也意识到也里可温教应该取得汉人理解，因此在最后一座大兴国寺建成后，请镇江儒学教授梁相撰写《大兴国寺记》，表其功德 “：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寺耳”“。公任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 ；迎礼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必思忽八，闻扬妙义，安奉经文 ；而七寺道场，始为大备。且敕子孙流水住持，舍利八，世业也，谨不可废，条示训戒，为似续无穷计，益可见公之用心矣”。

      正是马薛里吉思大力宣传和推广也里可温教，才使得镇江地区成为早期中国境内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重镇，在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笔墨。

      有学者认为，镇江成为江南基督教重要基地，与镇江有众多信仰基督教的官员和移民有关《。至顺镇江志》记载，元代有10 名也里可温人氏在镇江担任要职 ：马薛里吉思、安震亨、阔里吉思、太平、马奥剌憨、斡罗思、安马里忽思、也里牙、塔海、鲁合。这是元代各路中所极为罕见的，这可能对也里可温教寺庙的建设和传播有利。

      建十字寺是为了传教。当时居住镇江的也里可温人有23 户215 人，相较于当时镇江府人口66.3 万人而言，也里可温人在人口总数中占比还是很低的。但以其遍布市区的6 所十字寺来看， 影响是巨大而广泛的，但是到底发展了多少教徒，并未见志书记载。

      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朝廷加强对宗教的管理，设“崇福司, 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崇福”盖有尊崇基督教福音的意思，可见整个忽必烈时期对于基督教的支持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三、也里可温教与佛道两教的矛盾冲突

      在经历了忽必烈时期的迅速发展阶段之后，基督教与佛教、道教的矛盾开始显化。基督教的过分兴盛引起了僧人和道士的不满。因此到忽必烈末期及其之后，对于基督教的各项政策开始出现变化。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 年），管理赋税的官员曾对和尚、也里可温不交纳商税提出意见 “：做大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却不纳税呵，哏损着课程多有，执把着圣旨不肯纳税，降御宝圣旨呵，怎生？”到“元成宗时代法律规定（寺庙道观）旧有土地不交纳地税，新占土地则需要交纳地税 ；至于商税，则开张店铺的要交纳。同时证明，有经营商业的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夹带普通民户逃税的，而元廷的态度是坚决禁止。”也里可温教是元代开始传播的新兴教派，因而就不能享有旧有土地等资产收益不纳税的优惠。

      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 年），管理佛教的宣政院希望免除和尚的税收，却是以出卖也里可温教利益的方式出现 “：也里可温、答失蛮将着珠宝苔纳等宝货做买卖有，寺家的一两个店铺做些小买卖，修理寺院，与上位祝寿僧人的斋粮里用有。僧、道依在前的圣旨体例里，不教纳税。也里可温、答失蛮，依着省官人每奏来的交纳税呵。”意思是说，和尚免税是依照宋制，但是也里可温教是新的教派（，却能拿着圣旨）不交税。

      管理基督教的崇福院在纳税问题上也没有支持也里可温教。元贞元年（1295 年）中书省奏：

      “也里可温马昔思[ 里] 吉思，皇帝的御名薛禅皇帝、裕宗皇帝、太后的名字里，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系官地内，要了合纳的租子，并买来的田地的税不纳官，寺里做香烛。”皇帝命令官员崇福使爱薛回复。爱薛认为 “：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温、答失蛮每的商税、地税，久远定体行的上头，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圣旨来。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违者有，别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纳粮者。若他的气力不敷呵，别对付着。”爱薛认为马薛里吉思应该纳税。同作为基督教徒，爱薛却不是马薛里吉思的聂思脱里派，他是来自于叙利亚的新移民，与帝国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维护帝国利益，甚至认为帝国利益比起家族利益或宗教利益更为重要。

      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 年),“禁也可里温搀先祝赞”。基督教在江南的发展受到朝廷的限制，失去了往日的势头 “：大德八年，……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 ；及行将法箓先生诱化，侵夺管领 ；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 ；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迄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目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箓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

      这段文字非常明确地指责也里可温教以规避税赋非法引诱住户加入也里可温教，甚至强迫道士改宗归教，并在祝圣祈祷时为争先位次，不惜大打出手。朝廷对这些非法行为明令禁止。

      四、元武宗的宗教政策与银山十字寺的禁毁

      明正德《京口三山志》记载，金山寺在竖土山的田地，大多得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的赐予，共有田249 顷17 亩多，几乎覆盖今天蒜山南北两峰及山下周边地方。这是金山寺无需纳税的主要产粮田地或根本利益所在。至元十六年，马薛里吉思夺此田地，在山上建东西两寺，山下辟为义冢。这就断了金山寺一大财源或口粮，金山寺僧自然不能接受。但马薛里吉思副达鲁花赤的掌权者地位，金山寺僧当然与之不能争。但是，怀宁王海山登极，这一矛盾最终爆发。

      大德十一年（1307 年）五月甲申，崇信佛教的元武宗海山皇帝登极。登极之初，即下玺书，“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命前画塑白塔寺工刘高，往改做寺殿屋壁佛菩萨天龙图像，官具给须用物，以还金山。庚辰，洊降玺书，护持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十有一月庚戌，又命赵孟頫作记，再命潘昂霄作记，一并勒石立碑金山，传示无极。并命“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

      从元至元十六年（1279 年）马薛里吉思夺该地建两十字寺，至大德十一年（1307 年）收回， 历27 年，乃收回土地，并得两十字寺改建为下院。至大二年（1309 年），海山又委派应深和尚为金山住持，并兼管银山两寺，从根本上落实管控措施。

      海山登极之初，为什么立即下旨收回马薛里吉思强占金山田地，将十字寺改为金山下院？ 温玉成认为可能金山寺僧佛海应深早就将马薛里吉思强占金山田地事告知海山。不过海山皇帝虽然是佛教徒，但在登极之前远在漠北，静候时机夺取皇位，军机大事都顾不过来。登极即颁旨拆毁十字寺，此举的深意，应当是宗教政策改变借机而发的信号而已。潘昂霄的碑文强调，佛法为不二法门，为正法 ；而其他宗教，为外法、邪教 “：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为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这就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国家以佛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张。

      五、般若院、石塔与刘高

      赵孟頫所记“其毁拆十字，命前画塑白塔寺工刘高，往改做寺殿屋、壁佛、菩萨、天龙图像， 官具给须用物，以还金山”“；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下院”。这说明银山两座十字寺只是拆除了基督教文化标识，并命大都画塑白塔寺工刘高按佛教寺庙要求，重塑佛像、并以佛教绘画装饰寺庙。从现在遗存在山顶的两只直径分别为80 和100 厘米的元代柱础来分析，原有十字寺应该在20 ～25 米高度，作为金山下院的般若院，非常壮观 “：故像撤去之，仿京刹梵相，朱金绀碧，一新清洪”，并赐名金山寺般若禅院。

      而佛教寺庙的标配，应该还有佛塔——现存山下观音洞门前，横跨小码头街的过街石塔， 即是般若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温玉成认为，赵孟頫、潘昂霄两记虽然没有提及过街石塔“，但由画塑白塔寺工刘高”主持改建工程，就暗示了禅院包括过街石塔，这是唯一新建的佛教建筑。根据般若院拆毁十字改建竣工的时间，温玉成断定，过街石塔亦竣工于1311 年。过街石塔出自刘高的手笔，还因为主持元大都大圣寿万安寺（及白塔寺）建筑的是尼泊尔著名匠师阿尼哥，他 带来了尼泊尔寺庙及佛塔佛像造像艺术。从过街石塔的建筑艺术，以及塔中发现的曼陀罗造像看，其技艺确实高超，是完美的“仿京刹梵相”艺术品。2006 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再论元代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与银山十字寺的禁毁

      研究镇江十字寺的学者，对其银山十字寺的命运有多种解读，例如，张大华认为马薛里吉思的传教活动目的是为了“忠君爱国”，与金山寺的矛盾是土地纠纷，而不是宗教矛盾冲突，也不是中外文化冲突。邱树森认为，也里可温在汉儒眼中始终是“邪教、外教”。屠凯认为，银山十字寺所有权的失去完全因为新皇帝的旨意。

      我们认为，元代镇江也里可温教的传播与十字寺的兴起，是马薛里吉思借助元廷的支持和自身的特殊政治地位使然。其本意或许有忠君爱国的动机，但他在镇江最早建设的银山两寺， 从一开始就挑衅代表帝国信仰主流形态的佛教——金山寺，侵占其田地，这为后来的禁毁埋下了伏笔。蒜山十字寺被拆毁并改建为金山下院般若院，是元中央政府一以贯之的崇佛执政理念的回归，是对马薛里吉思以及也里可温教的矫枉过正，而不是一般的财产纷争。一旦元统治者执政理念回归本土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也里可温教的发展受到限制就势所必然。银山十 字寺的禁毁，只是一个开端，其后，也里可温教就逐渐走上萎顿境地，并随着元的消亡而退出中国。

( 作者为镇江市西津渡文化旅游公司文史办公室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