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美云

        清代是继宋代以后研究《瘗鹤铭》的又一个高潮期。其中，杨宾、翁方纲等论鹤铭书风所表现的“倾王”现象，以及李瑞清、曾熙为“主王”观点所作的论辩，显现出清代《瘗鹤铭》研究的新气象。

        一、古代论者“主王”“主陶”之分

        书法史上被誉为“大字之祖”的《瘗鹤铭》，原是镌刻在江苏镇江北侧长江中焦山的崖壁之上，大约在唐代天宝年间（742-756 年）之前，推测因遭雷击而坠落江心。后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 年），时任润州（今镇江）太守的钱彦远得逸少（王羲之）《瘗鹤铭》于焦山之下，并将其两块残石置于新建的宝墨亭中，由此吸引众多学者前来探访、考证，可谓开启了宋代学者研究《瘗鹤铭》的高潮。

        在宋人的研究中，《鹤铭》书者及其时代一直是重点内容。其中，少数论者观点较为分散， 如 ：欧阳修疑唐代“‘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铭其所作也”；蔡襄则以“《瘗鹤铭》文字有楷隶笔”，以为“当隋代书”；赵明诚、张邦基认为是唐人王瓒书；而董逌则提出书者为“隐君子”等。而多数学者所论主要集中在两人身上，一是主张为东晋王羲之（简称“主王”），一是主张为南朝陶弘景（简称“主陶”）。

        （一）“主王”代表 ：

        宋代钱彦远，润州太守。庆历八年（1048 年）“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宝墨’名之，集贤伯镇为之作记”。

        苏舜钦，诗人。作《宝墨亭》诗：“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存《瘗鹤铭》。潇洒集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开亭。”

        苏颂，学者、科学家。曾作《润州钱祠部新建宝墨亭》诗：“模传遂比《黄庭》字，埋没非同《石鼓碑》。”

        王令，诗人。他曾造访焦山，“下取晋将军王羲之之铭而观之，盖尝终日焉。”

        释了元，号佛印，金山、焦山二寺住持。作《羲之崖》诗 ：“朱方瘗鹤右军奇，入石三分记岁时。龙跃蛇奔此崖下，等闲雷雨恐飞驰。”

        黄庭坚，毕生致力于学习、研究《瘗鹤铭》，并敬奉斯铭为“大字之祖”，称其“大字无过《瘗鹤铭》”。而关于《瘗鹤铭》书者，他从书法考之“断为右军书，端使人不疑”。

        此后，尚有元代郝经，明代袁中道，清代钱升、爱新觉罗•弘历、孙竑禾、李瑞清、曾熙等。

        （二）“主陶”代表 ：

        北宋后期学者、金石家黄伯思，考述《瘗鹤铭》为南朝梁代陶弘景撰书。其《跋< 瘗鹤铭> 后》：“朱方《鹤铭》，陶贞白书”。“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另，《论书八篇示苏显道（之七）》：“（陶）隐居书自奇，世传画版帖及焦山下《瘗鹤铭》皆其遗迹也。”黄伯思是古代“主陶”学者中的领军人物。

        南宋有王观国《论< 瘗鹤铭>》：“则撰与书皆隐居（陶弘景）也。”曹士冕《跋< 瘗鹤铭>》：

        “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云林子（即黄伯思）以为华阳隐居为陶弘景……其鉴赏可谓精矣。”

        此后，力主者尚有元代陶宗仪，明代曹昭、董其昌、顾元庆等。及至清代，“主陶”人数渐多，著述亦丰，如汪士鋐的《瘗鹤铭考》、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包世臣《答熙载九问》以及龚自珍、康有为等，皆主陶说 ；尤其是王昶编撰的《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径直将《瘗鹤铭》收入“南朝梁”的部分，这似乎标志着《瘗鹤铭》“主陶”说在清代已占主流地位。

        二、杨宾、翁方纲观书风“倾王”

        清代杨宾、吴东发、翁方纲几位书法大家，皆属“主陶”学者。但是，当他们在研判《瘗鹤铭》书者归属时往往表现出矛盾和纠结，即若是单纯论书风则倾向于王羲之，只是综合其他因素后方又变成“主陶”一员。这种现象在清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杨宾 (1650-1720 年)，字可师，号大瓢，书法家，著有《大瓢偶笔》八卷。所论《瘗鹤铭》：

        “焦山《瘗鹤铭》，圆健舒徐，不露锋锷，真从篆籀中出，恐非右军不能。顾况书，生平未见，无从论定。若陶隐居书，余曾见《许长史旧馆坛记》，方严峭厉，整密似从黄初《劝进》《受禅》诸碑来， 与《瘗鹤铭》殊不类。”此言既肯定“非右军不能”，又评判陶书“与《瘗鹤铭》殊不类”，俨然属“主王”一派。可是，另处他又说“焦山瘗鹤铭，或云右军书，或云陶隐居，或云颜清臣，或云顾况，或云王瓒。予主隐居。”

        吴东发(1747-1803 年)，初名旦，字侃叔，一字耘庐，号芸父。专研金石、书法，著有《群经字考》《六书述》《石鼓文读》《钟鼎款识释文》等近二十种。吴考证《瘗鹤铭》：“今观此铭，笔意结构一禀右军，亦带有隶意，故鲁直（黄庭坚）谓‘非右军不能’。余亦谓非隐居不能。”前半“观此铭，笔意结构一禀右军”，而后面结论转为“非隐居不能”。

        翁方纲(1733-1818 年)，字正三，号覃溪。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著有《苏诗补注》《米元年谱》《汉石经残字考》《兰亭考》及《< 瘗鹤铭> 考补》。他在《山谷说大字无过〈瘗鹤铭〉辨》中阐述 ：“寥寥乎数十字之仅存，而兼谈上下数千年之字学，非右军而能若是乎？！是以山谷又曰 ：‘《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熟观之，可得正书、行草法。非老夫臆说，盖王右军亦云尔。’此理盖亦可以通于此铭矣。夷考其文、其事，则决非右军也。若以书法论之，虽谓右军亦奚不可也。”

        从杨宾的“焦山《瘗鹤铭》……恐非右军不能”，到吴东发的“今观此铭，笔意结构一禀右军”，再到翁方纲的“寥寥乎数十字之仅存，而兼谈上下数千年之字学，非右军而能若是乎？！”此种以书风而倾向王羲之的心态和情感，跃然纸上，溢于言表。可是，当转而面对宋时一些学者所质疑的“雷门鼓事”、羲之行踪、《鹤铭》文本等“其文、其事”，便又知难而退，望而却步。

        三、李瑞清、曾熙为“主王”论辩

        清末李瑞清、曾熙研究《瘗鹤铭》，不但在书风上“倾王”，而且比之前辈杨宾、翁方纲他们更是迈过了一大坎，即直面宋时一些学者所谓对王羲之书铭的种种责疑，提出铿锵有力的驳论。

        李瑞清(1867-1920 年)，教育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字仲麟，号梅庵，晚号清道人。他对《瘗鹤铭》情有独钟，通过长期精心的研究，甚至亲临焦山“坐卧碑下者两昼夜”，可谓深愔《鹤铭》书法之奥妙和真谛。他曾撰文写道 ：《瘗鹤铭》书法“与《黄庭》同一机杼”（《跋自临< 瘗鹤铭>》）。“隶情篆势，鲁公（颜真卿）才得其三四耳。天监（南朝梁天监年间）井栏（刻石文字），与此绝异。隐居（指陶弘景）安能为此书。”（《跋端方旧藏< 瘗鹤铭> 拓本》）从其书风情势认定为右军作品，绝非陶弘景所书。

        曾熙(1861-1930 年)，字季子，号俟园，晚年自号农髯。书法家、画家、教育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书法自称南宗，与李瑞清的北宗颉颃，世有“北李南曾”之说。他一生钟爱《瘗鹤铭》， 曾亲临《瘗鹤铭》的作品百余件，并肯定《鹤铭》为右军所书，所谓“此石从篆出，且可悟以欹反正之法。”“唐太宗评书，称王右军笔法，势似倚而反正，惟此石足以当之。”（题《集玉烟堂<瘗鹤铭>》）

        不仅于此，他俩还对宋时一些学者的质疑提出驳论，坦然阐述自己的观点。大致涉猎三个方面 ：

        1. 强调《润州图经》的权威

        李瑞清的论述中曾多次提及《润州图经》，如 ：“此（《鹤铭》）与《黄庭》同一机杼，《润州图经》以为右军书，非妄语也。”（《跋自临< 瘗鹤铭>》：）“至其书者主名，《润州图经》以为王右军书，黄山谷、苏舜钦皆无异议，此古说必有所据。”（《陶斋尚书藏瘗鹤铭跋》）而连李、曾的高徒张大千亦继承师训，论道 ：“此铭（《瘗鹤铭》）无一笔不自篆出，《润州图经》以为右军书，非妄语也。”（《< 瘗鹤铭> 雅集》）

长期以来，许多《瘗鹤铭》论者谈及王羲之说都认为是孙处元的观点，这是对《润州图经》书的性质误解所致。《润州图经》是属于唐代润州官修的地方志书，所载录《瘗鹤铭》书者是依据旧志及“世说”，并不是编撰者孙处元个人的观点。可知，《润州图经》的记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具有原始性和公众性，并且是有唐一代《瘗鹤铭》史料的唯一。李、曾特别重视《润州图经》，是尊重历史，独具慧眼。

        2. 还原王羲之行踪

        王羲之与朱方（今镇江）的关系是宋人董逌质疑的内容。他在《书黄学士< 瘗鹤铭> 后》写道 ：“世谓晋右军将军王逸少书，欧阳公疑华阳居士顾况道号。然逸少、逋翁其书可见，不与此类。”又，“咸和九年太岁在甲午，逸少当三十二岁，……其时未尝至朱方，华阳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为称。”

        李瑞清批判此说 ：“近代考据家必以右军不在江阴，泥矣。”而曾熙亦同声批驳 ：“后人但以右军未至焦麓为疑，殆失之矣。”

        事实上，王羲之与朱方（今镇江）的关系十分密切。南朝《世说新语》载 ：咸和四年（329 年），太尉郗鉴“在京口遣门生与王（导）丞相书，求女婿”。后选中“东床坦腹”的王羲之，与郗女婚配，羲之时年23 岁，遂成为京口女婿。南朝宋人刘损《京口记》：“糖頺山，山周回二里余。山南隔路得郗鉴故宅五十余亩。”至今土阜犹存，俗名“小山”。咸和九年（甲午岁，334 年），羲之盘桓于京口岳父家中，并葬鹤于焦山，书《瘗鹤铭》，这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3. 残石的补刻、失序

        宋人的质疑还有“雷门鼓事”，即隆安三年（399 年）孙恩兵破山阴城，杀害时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王羲之之子），并又斫破雷门鼓，致使“鼓声不鸣”。其时羲之已去世，焉能写《瘗鹤铭》？

        李瑞清对“雷门”问题以及残石状况进行剖析。他在《陶斋尚书藏瘗鹤铭跋》中写道 ：

        “论鹤铭者古今如聚讼。汪退谷先生著《瘗鹤铭图考》，然《邵兴宗本》《张子厚本》《金山经庋本》《辍耕录本》《玉烟堂本》，其文各殊。张力臣依原石作图，依空补文。今金石家以为定式，不知摩崖书随字体、石势高下不得以长短定文之多寡。群玉堂米临《鹤铭》，其文又绝异。大抵崩崖乱石，江波汨没，好古者俟水落时随得数字，离合、续读而已。况宋淳熙马子严之发卒挽出绍兴使者之凿取通判东厅余石，皆不可追问。仆石背又有宋人之补刻，又岂得以另字断碣定原文耶？”“又以‘雷门鼓事’在晋隆安三年，岂复有羲之？然‘雷门’字仅载《辍耕录•石刻》，从未见其字，更安得引以为据？”

        李文明确指出，“雷门”字仅载于元末学者陶宗仪编缀的《瘗鹤铭》文本之中，而残石又未见其字，“安得引以为据？”而问世年代最早的唐人《金山经庋本》中，只有“山阴降迹”，未见“雷门”二字。

        作为唐代《润州图经》记载的“《瘗鹤铭》为王羲之书”，在世间又久经流传。而所谓一些宋人的质疑缺乏足够的依据，甚至明显有违史实。应该说，还是李瑞清言之凿凿 ：“《润州图经》以为右军书，非妄语也。”

        设想，如果杨宾活到李、曾年代，亲自听到他俩的有力论辩，则很有可能就将他所言“恐非右军不能”的“恐”字拿掉，留下《瘗鹤铭》“非右军不能”的答案吧？

（作者为焦山碑刻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