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镇江书法碑刻在书法艺术史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王同顺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镇江古代书法碑刻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及各碑所处历史时期的艺术价值，论证了镇江地区杰出的书法碑刻对中国书法艺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通过镇江各个时代的书法碑刻作品，全国历代书学家、书法家对镇江碑刻的评价、赞誉，镇江焦山碑林汇集的古代碑刻在书法艺术发展中的影响等方面，评说了镇江碑刻在书法艺术史中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镇江书法碑刻 ； 书法艺术 ； 贡献 ； 地位
     
（一）镇江书法碑刻对书法艺术发展的贡献
    书法碑刻是我国的传统艺术之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风貌自立于人类社会的文化艺术之林，它的艺术价值直接体现在书丹镌刻（或直接奏刀契刻上石）构成汉字群体的优美造型，并形成各自的风格、风貌。简而言之，就是刻在石上的书法艺术。书法注重笔墨情趣，讲究用墨、运笔、结构、章法、气韵等表现手法；碑刻则讲究刻字的刀法，保存书法的笔法（笔画线条）、笔势、笔意和结构的形神。清代书论家杨宾在《大飘偶笔》中说：“古人碑刻多自刻，如钟元常、王子敬、李泰和、颜清臣辈皆然。”王羲之、颜真卿等杰出书法名家曾怕有的刻工不佳而亲自书丹刻石，足见契刻技法和书法艺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镇江焦山摩崖、碑林中许多石碑上同时署有书者、刻者之名即为明证。如：唐《魏法师碑》为“清河张德言书，东海徐秀日方镌”；宋陆游《踏雪观瘗鹤铭题记》是“务观书、圆禅师刻之石”；元《镇江路儒学复田记碑》有“直学苏子右郎王寿立石，京口华普润、华善甫镌”；明《方豪游焦山题记》为“焦僧妙如行 珣 刻”。这说明契刻技法和镌刻者是为世所重的。可以说，碑刻艺术就是书法艺术的体现。
    镇江书法碑刻渊远流长，艺术价值极高，对碑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石刻发展至汉代形成了一个高潮，汉碑见于金石著录的约有300多种，加上文献资料记载的共有700多种。现存者约有170方左右，多为东汉刻石。东汉官府用刻石纪工役、叙祀典、颂功德，树碑之风特盛。两汉石刻盛行隶书，偶有篆书碑。因此隶书碑刻一直延续至六朝，以至人们误认为楷书于南朝齐、梁间才出现，其实楷书起源于汉末。三国时代镇江地区声名显赫的《葛府君碑额》就是铁证。邓散木在《谈谈中国书法的演变》中说：“正书亦称真书，今称楷书、正楷。它起源于汉末、魏初（公元219年——220年），是以另一种姿态出现。正书的横直画不离隶、分，撇捺则将八分的波磔加以收敛，使形式上更为整齐、端方，因为它融合了隶、分两者之长，所以亦称‘今隶’。”《葛府君碑额》结体方正端整，意态朴实无华，已具有楷书的各种主要特点，对后世正书，尤其是唐楷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孙行衍跋《葛府君碑额》说：“此石经二千年始见于世，前金石诸家俱未记载，…… 楷书之见于法帖者，则有程邈先，然不足信；见于碑碣亦始于此，良足宝也。”康有为称此碑为“楷书鼻祖”。
    从考据上说，“碑”不是秦汉刻石的继续，而是自有来历，它始于我国商周时期。最早，它的用途主要是宫中、宗庙门前用以识日影知时辰和拴牲畜所用的竖石。《说文解字》中将碑释为“竖石也”。碑还有一种用途，就是立于墓穴之旁。它中间有孔，孔中穿绳，用于系棺入穴。墓碑是下棺时的支架，有着实际用途。后来才刻上文字记载事情。汉代以后，大量的碑已不作为实用，转而为纪念之用。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述：“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这就是沿袭至今的对碑的通用定义。汉以降，碑的种类逐渐丰富，有墓志、经幢、造像、摩崖、井栏、桥柱、碑版等等。六朝时期文人墨客更以刻石（砖）记事，不管是丧葬、贸易、祭祀，还是诗文唱和、胜迹、盛事题词，只要觉得有价值，就刻碑纪念。镇江六朝时期的砖刻书法是碑刻艺苑中的奇葩。砖刻书法大致分为三种：一种属于工艺制作，一般用字模压成；另一种为手工制作，大多用刀具在砖上刻划成字，可称为以刀代笔的书法；再有一种是先书丹后契刻的铭文砖，为书写型砖铭。这些砖刻既有阴文，亦有阳文。结构或疏朗或谨严；用笔或工整或率真，草情隶韵，独具匠心别具一格，显示了晋代书法隶变时期，楷书逐步成熟且风格纷呈的特点。这些砖刻文字内容大多是镇江“京口城”的建筑砖，用以记时、记名、记数，如：“无锡祝伦罗城砖”、“南郭门”、“十里窑”、“七千四百”等等，证明碑刻艺术的形制、书体、格式是逐步发展丰富的。
    镇江的墓志砖在碑刻发展史上（具体说来砖文书法艺术在两晋书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它对人们了解和研究六朝书法艺术是不可忽视和缺少的方面。东晋墓志中，虽然书法的风格大体相近，但也不完全雷同。其中有的偏于端庄，有的意态质朴、率真，有的灵动隽永，有的厚重雄强，各有个性、风貌，各臻其妙。六朝时期，镇江地区著名的墓志铭《刘剋墓志》、《谢琰墓志》、《刘岱墓志》、《刘庚之墓志》等体现了当时的书风、书貌以及书法变革的态势。东晋南迁的士族之墓多集中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建业（南京）、京口（镇江）一带，他们迫切希望结束动乱，返归故里。他们死在镇江后只“刻砖为识”以方便迁茔，与西晋、南朝贵族士大夫以墓志“刊石纪终，俾示来世”如同碑策的目的用意不一样，故形制简率，契刻率意，别有意趣。这些墓志以《刘剋墓志》为代表，显示出书风古朴、厚重的特色，其用笔结构已从隶书中“过化”而出，成为略有隶味余绪的新兴的楷书体，为后世俊秀工整、笔法统一的正书碑刻开创了新路。
 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涌现出一批独具风格的书法石刻，以《龙门二十品》造像题记，《贾思伯》、《崔敬邕》、《张黑女》等墓志，《石门铭》、《经石峪金刚经》等摩崖为代表，“佳书妙制，率在其时。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故言碑者，必称魏也。” ［1］ 北魏石刻在中国碑刻艺术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南朝碑刻如果不是一反婉丽清媚的韵度，凸现古朴雄强的气势和完备的楷书法则，肯定难以与北碑媲美。南朝梁《南康简王萧绩神道石柱题字》、《太祖萧顺之神道石柱题字》是“南碑”中的佼佼者，他们镌刻的字数不多，但其艺术价值却不可低估。它们的出现和存在的价值，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说明楷书从隶书中脱胎而来，至南朝梁时已成为比较成熟的独立的新书体。《南康简王萧绩神道石柱题字》、《太祖萧顺之神道石柱题字》的用笔，基本上摒弃了隶书的笔法、笔意，点、横、竖、撇、捺等基本笔画已完全符合楷书之法则。楷书出现于汉末、魏初，经过较长时期的蜕变，梁代已臻成熟。二是说明南朝书法石刻风格的多样化。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说《南康简王神道石柱题字》的艺术特点“若芳圃桂树，净直有香”。它不似《爨宝子》、《爨龙颜》一类那样的凝重粗犷、峻利明洁；不像《王闽之墓志》一类沉厚古茂、方整雄强；也不同于《颜谦妇刘氏墓志》一类宽博劲健、任兴而作，更没有这三类碑刻仍存的隶书遗意。它的笔势舒展、笔力遒劲，结构方正朴真、骨气开张，字字生动、神采超逸。它的书法与《瘗鹤铭》比较相类，属于同一流派的风格。三是体现了梁代书坛有众多的书家高手。其时有许多历史上著名的专业书家，也有不知名的民间书法高手，他们的书法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两块石柱题字，都没有落款。观其书艺，不是专业书家挥毫，也是民间书法高手，非常人所能及。镇江六朝时期的碑刻著名者较多，尤其是名闻天下的“大字之祖”《瘗鹤铭》融合南北书风，其笔法、体式更具新意，为南朝书法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也为南朝碑刻在书法碑刻发展史中占领重要的地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唐碑是碑刻艺术发展成熟的高潮期。唐楷碑刻严密精工被后人奉为典型；行书碑刻则风采烂漫，创造出新貌。在名刻如林的唐代（孙星衍《寰宇访碑刻录》所载之唐碑不下三千多种，仅墓志出土的就有“千唐”之称），镇江唐碑犹如江海中的一滴，碑刻名作虽不多，但却代表着碑刻艺术发展的主流方向和时代风格。
 焦山摩崖上唐刻《金刚经》四句偈，字体雄浑遒劲，结构严谨，用笔疏散，不仅是上乘的书法石刻作品，也是焦山摩崖早期开发、兴盛的领头者，为摩崖石刻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从字体上看，此刻书法上承北碑、隋碑的峻严方整、字体结构存古朴淳厚之风，笔法沉着；笔画流畅劲健，更加匀整疏朗，为唐碑的严密工整起到了过渡作用。
《大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被称誉为“初唐妙品”，此碑全文长达一千四百七十五字，字字生动，其体势结构，工整合度，轻重中衡，在规矩中求笔法上的变化。唐初君臣极重书法，宫廷内外挥毫梁翰之风颇盛。书学成为唐代国子监下辖的六学之一。唐初设有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以石经、学林、说文为专业，学生每日书写一幅。唐代科举中，书法被列为试士科目之一，明确规定以“楷法遒美”为上。唐太宗对书法亦非常重视，《新唐书·百官志》中载李世民的诏书：“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宏文馆）习书，出禁中法书以授之。”并敕著名书家虞世南、欧阳询就馆教示楷法。因此，初唐时期的正楷摆脱古意，着力创造整齐优美、端庄遒丽的新形体。《魏法师碑》就是初唐楷书碑刻之代表，它标志着唐楷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为遒炼淳劲、风格独特的颜、柳书体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擅长行书并独尊王羲之，曾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还摩拓《兰亭序》以赐近臣，一时崇王之风遍及书坛墨林。《书林藻鉴》中曾述：“贞观、永徽以还，右军之势，几奔走天下。”在“右军之势几奔走天下”的唐代书坛，能跳出王右军窠臼，而自成一体的行书碑并不多见。镇江的两方行书碑刻《李玄靖碑》和《延陵季子庙碑》就是摆脱成俗、自成一格的代表作。《李玄靖碑》和《延陵季子庙碑》的作者张从申，早年研习“二王”，后跳出“二王”藩篱 ，以“侧锋取势，渐近自然”。尤其是《延陵季子庙碑》，既有《李玄靖碑》的雄健笔势、凌厉锋颖，又有欹侧端凝、“侧锋取势”和钩磔波撇处注意顿挫起伏的变化；在守法继承中突破了“兰亭”成俗，形成了“独步江淮”沉稳而又劲健、气度疏散而又古意十足的书法风格。为唐代的碑刻艺术增添了奇葩、异彩。
    宋元明清的碑刻数量并不少，但碑刻艺术至唐朝登峰造极后已转下降趋势，且江河日下，“非天才学力之所能挽回”。［2］ 宋欧阳修曾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其实，这段话同时道出了书法碑刻的状况，许多人抱有“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已书” ［3］的偏见，没有注意到在碑刻中继续吸收营养从而进行再创造。如果书家真能把古代碑刻中的字迹效果，通过毛笔书写，提炼到纸上来，未尝不是一个新的书风。［4］ 有宋一代虽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但碑刻名作甚少，在书法碑刻史上有价值、地位的则更少。镇江焦山摩崖上几方宋代的石刻则很有艺术价值，体现了宋人的尚意书风。如：米芾的即兴之作《观山樵书》题记，《建中靖国》的题名，陆游《踏雪观瘗鹤铭题记》，吴琚《春游焦山观瘗鹤铭诗》，赵孟奎榜书“浮玉”题字，刘龟年、陈安民、胡师文等人的题名、题记，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和风格。米芾的题记和《建中靖国》题名，颇有《瘗鹤铭》之笔势、笔意，尤其是《观山樵书》题记，其布局（自左至右）、笔意及字体尽仿《瘗鹤铭》，而又有其神闲笔简之逸趣。米芾曾说：“石刻不可学，……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 ［5］ 其实“刻手无论如何佳，要求与真迹丝毫不差，必不可得。米老自道经验如此。” ［6］ 然而米芾却以其亲身实践补充了他的说法：石刻可以学，而且能够得趣。他观瘗鹤铭后即仿其书势、书意，且逸趣满石，古拙自然。此题记因长年崖藓遮覆，无人知晓，故古代书论家没有评价论述。直至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始被人发现，时已逾九百余年，字虽漫漶，然奇逸之趣依然可见。吴琚《游焦山观瘗鹤铭而作诗》名声较大，清朝著名书家梁山献  曾对其书有过评论，他说：“吴琚《跋〈瘗鹤铭〉后》五言诗一首，笔意全学米，已得南宫三味。琚南宋人，故其学之毕肖也”。［7］ 这首长篇五言诗：“……古刻难细读，断缺苍藓护。岁月岂易考，书法但增慕。摩挲发三叹，欲去还小住。习气未扫除， 齿发恨迟暮。华亭鹤自归，长江只东注。寂寥千古意，落日起烟雾。”表达了琚翁晚年对《瘗鹤铭》的“增慕”之情。其书正如明董其昌所言“吴琚书似米元章，而峻峭过之”，［8］此石刻书法虽意类米芾，然奇峭、俊逸之气弥满。
    宋代的碑刻艺术虽然整个成就不如汉、唐，但尚有生气，在艺术创作主张及书法碑刻实践上，所走道路与前代有离有合，以上所述的宋代摩崖题刻就是突出的代表，它们不拘于唐碑的法则，“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开拓出意胜于法新境界。
    综上所述，镇江地区古代碑刻对书法石刻艺术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无论是在书法字体的创建、碑刻的内容、形制，还是书法石刻的艺术风格、繁荣与发展，都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和杰出的成绩。另外，还值得一说的，焦山摩崖和碑林的形成、建立，为繁荣和弘扬我国传统的石刻艺术，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
    镇江书法碑刻在我国碑刻艺术发展史中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地位的形成，来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各个时代的碑刻均有杰出的代表作品；二是历代书学家、书法家对镇江碑刻的评价和赞誉；三是焦山碑林汇集的古代碑刻在碑刻艺术发展中的影响。那么，镇江古代碑刻的地位究竟占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镇江六朝时期的碑刻艺术在我国书法石刻史中的地位是极高的。这首先表现在：有“楷书鼻祖“之称的《葛府君碑额》，早在（公元二百七十年）隶书盛行之时便已诞生。它已完全具备了楷书的各种主要特点，且结体方正严谨，笔锋起收藏露有度，用笔圆劲厚重，意态朴实、稳健，具有高超的艺术性。尤其是上下左右结构的揖让、默契和谐，对隋唐楷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学习和研究楷书的人，都不难从《葛府君碑额》中寻觅到早期楷书的面貌特征和法度规范。因此，此碑在楷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其次，南朝齐、梁时期有许多书法石刻成为“南碑”的风范。尤以《刘岱墓志》、《瘗鹤铭》为代表。《刘岱墓志》厚重宽博，刚健雄强，姿态温雅，气度宏阔，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特别是兼祧南北的书法风格，对唐代大书法革新家颜真卿和宋代“尚意”大书家苏东坡的影响较大。因而，在书法艺术史上无疑有着较高的位置。《瘗鹤铭》摩崖石刻被宋代大书家黄山谷誉为“大字之祖”，历来为世所重，成为众多书法家、研究者专门研究的课题，著述、评论层出不穷。《瘗鹤铭》之所以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这不仅是因为人们能从中研习、把握到楷书创作的各种基本、必要的法则，而且能够使人领略到书法艺术震撼人心的魅力。其行笔沉着稳健、笔力内含，笔意全从篆、隶中“过化”而出，简淡质朴，点化流动，古意盎然，并具行书之意态。其结字之奇更为独到，如：“胎”字左低右高，非一般书家所敢为者；“流”字则左长而右短，左正而右斜，正斜长短巧妙构体，时见奇趣。且结体宽博，中宫紧凑而四体开张，如鹤翔凤举。《中国书法词典》在“瘗鹤铭”条中载王虚舟语：“其书法虽已剥蚀，然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退谷所谓字体宽绰，具古隶。锋棱虽元刂，精光莹者。大字如小字，唯《瘗鹤铭》之如意指挥，斯足当之。”摩崖石刻《瘗鹤铭》不仅在南朝书法石刻艺术中成就、影响最大，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发展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葛府君碑额》、《刘岱墓志》、《瘗鹤铭》以及六朝时期《刘剋墓志》、《天监井栏题字》、《南康简王萧绩神道石柱题字》等著名石刻，为镇江碑刻在书法艺术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康有为说：“南碑数十种，只字片石，皆世稀有；既流传绝少，又书皆神妙，较之魏碑尚觉高逸过之，况隋唐以下乎！” ［9］ 镇江碑刻在“南碑”中的分量和代表性，可知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唐宋时期，张德言《魏法师碑》、颜真卿《李玄靖碑》、张从申《延陵季子庙碑》、《茅山玄靖先生李含光碑》、李德裕《重瘗舍利石函题记》，米芾《观山樵书》题记、《建中靖国》题名、陆游《踏雪观瘗鹤铭题记》、吴琚《游焦山观瘗鹤铭诗》等焦山摩崖石刻，也为镇江碑刻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享有盛名立了大功。尤其是宋以来有关《瘗鹤铭》石刻的别（复）刻本和观赏瘗鹤铭的诗文、题记摩崖石刻，更增加了镇江碑刻的艺术特色和风格以及在书坛上的作用和影响。但从独树一帜、名振书史的角度看，镇江唐宋时期的碑刻不及六朝石刻的高度和地位。
 元明清诸朝代，镇江产生的书法碑刻较六朝、唐宋的数量则多得多，且是逐代增加，然而在书法史上能够立足、有影响的碑却是越来越少。唯有焦山碑林所藏刻帖颇有名声，如钱泳摩勒《澄鉴堂石刻》、张即之书《金刚经刻帖》、文彭刻《赵孟兆页画东坡像书赤壁赋小楷》等。由此可见其碑刻成就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逐渐下降的。这除了与整个碑刻艺术的衰落，帖学风行天下的原因有关，还与这一时期镇江地区缺少碑派书法大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从清中、晚期碑学书派的昌盛，镇江无一碑派名家可见一斑。
    好在焦山碑林汇集了镇江地区古代书法碑刻绝大多数的精品巨作，凸现了镇江历代碑刻的成就，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以至镇江碑刻在书法艺术史上的地位没有动摇。换言之，焦山碑林和六朝摩崖石刻《瘗鹤铭》相得益彰、相互辉映，从而突出了镇江碑刻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直至今天，人们谈到书法碑刻艺术，就会提到名闻遐尔的镇江焦山碑林；论到焦山碑林，人们就会称道焦山摩崖石刻《瘗鹤铭》的书法艺术和成就。尤其是清末时期，众多书家步趋碑学流派，变革书风，仍以研习六朝碑刻及《瘗鹤铭》为正宗。碑学大家康有为、李瑞清十分推崇《瘗鹤铭》。李瑞清说：“山谷书家晚年颇师《鹤铭》”；又说：“《鹤铭》为篆宗，……六朝秘妙全露纸上，纳篆入真，几欲上凌《石门》矣，尤可宝也。” ［10］学秦篆汉分者，代有其人，而多以楷法为之，伤于板滞，清人始能近古。六朝碑版则久已失传，至清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道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11］ 康有为在焦山亦有摩崖题记石刻。由此可见，《瘗鹤铭》和焦山碑林在碑学书派振兴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
 
   注释：
 ［1］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北京市中国书店１９８３年版。
 ［2］     祝嘉《书学史》第１５８页，中国书店１９８７年版。
 ［3］     米芾《海岳名言》，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4］     《启功丛稿》“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
 ［5］     米芾《海岳名言》，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6］     《沙孟海论书丛稿》第１４１页，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7］    梁山献  《承晋斋积闻录》第３１页，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8］     董其昌《容台集》，见《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9］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宝南》，见《艺林名著丛刊》，北京市中国书店１９８３年版。
 ［10］   李瑞清《清道人论书嘉言录·陶斋尚书藏瘗鹤铭跋》，见《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11］  丁文隽《书法精论》，中国书店１９８３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