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座千年古寺的前世今生看

镇江外来文化的因应之道

刘亚红

镇江城区曾经同时存在过五座清真寺，它们分别是古润礼拜寺、苗家巷清真寺、山巷清真寺、牛皮坡清真寺、新河街回教堂，不过五寺共存的景象仅维系到1937年12月8日侵华日军攻陷镇江、实施烧杀抢掠之前。在那之后，有的寺毁于日寇的炮火，有的遭遇建国后的拆迁或征收，也有的被损毁后又重修。现在，镇江城里只剩下山巷和古润这两座清真寺，古润礼拜寺还是镇江最古老的清真寺，同时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明万历二十五年《镇江府志》记载：“清真礼拜寺系唐贞观二年（628年）敕建，原在阜民坊。”清代《丹徒县志》（1879）的相关记载是“礼拜寺系唐贞观二年（628年）始建于仁安坊阜民街，明洪武年间毁后再建”。这两处记载的差别只在古润礼拜寺的始建地址上，是阜民坊还是仁安坊阜民街，始建时间628年是一致的。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清真寺是广州的怀圣寺，建于627年，相传是受伊斯兰文化圣人穆罕默德所派来华传教的四大门徒之一的艾比·宛葛素从波斯湾到达广州后建立的。古润礼拜寺只比怀圣寺晚建了一年，但不是西来的传教士所建，而是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客商在天然良港西津渡上岸休整、久留不归时所建，因为穆斯林的日常生活里不能缺少精神生活。

关于伊斯兰文化何时传入中国，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唐朝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依据为《旧唐书》与《册府元龟》都有记载伊斯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于永徽二年派使节到唐朝首都长安，觐见了唐高宗，并向他介绍了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国家统一的经过。为什么最早的清真寺建于627年，但伊斯兰文化最早传入中国却是651年？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651年是历史记载的使节觐见大唐皇帝的时间，也就被当作伊斯兰文化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而阿拉伯国家使节的这一政治行为必定是被先前已有的阿拉伯人的经济行为（阿拉伯人来华经商）所推动，所谓“经济先行、政治护航”。这一政治上的建交行为推动了中华帝国与西亚国家的广泛深入的交流，尤其是贸易往来，从那以后更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来华经商、定居、繁衍生息。

一、古润礼拜寺的沧桑历史

在唐朝就诞生的古润礼拜寺，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沧桑岁月中，一边在被自然力和人为力损害，历经多次重修，一边在被中华文化濡染，历次重修过程中加入的中国本土建筑元素越来越多。古润礼拜寺算是幸运的了，更多的唐宋时期修建的清真寺被损毁后再也没能得到修复。古润礼拜寺作为一种外来建筑，其经历的沧海桑田般的变迁折射了不同时代当政者的政策导向，也体现了伊斯兰文化对当地环境的创造性适应和本土化过程。

从公元628年到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古润礼拜寺都是矗立在仁安坊，在这期间经历了多次的损毁和修复，毕竟火灾兵燹无情。明万历二十五年《镇江府志》上说该寺为一开始（628年）就是“敕建”即皇帝下令所建，此说法比较可疑，因为直到651年唐朝最高统治者才首次接见阿拉伯使节，并在政治上开始正式承认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到了明代洪武年间，古润礼拜寺被毁，被毁原因不详，后迁至治安坊剪子巷复建。明万历二十五年《镇江府志》记载：“万历初，冠带住持谈镇、金约等因隘改建於治安坊市河岸。焚修。”从1602年到“文革”期间被拆，古润礼拜寺在治安坊存在了300多年，其间也从治安坊内的小市搬到大市。在清朝时期，该寺经历过三次重修，有三块重修碑现今仍保存在寺内作为见证，碑上记载的时间分别是道光三十年、光绪三十年和宣统元年。该寺的修建和迁移历程既体现了天灾人祸对建筑物的巨大影响，也“见证了镇江主城区不同朝代经济、商贸、文化中心的移动路线，更是穆斯林迁徙该地区由少到多、围寺而居的穆斯林社区不断形成的有力佐证^[1](P84)。”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古润礼拜寺的命运颇为辗转起伏。1958年，受国内政治形势影响，寺内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该寺的产权归给了市政府，随后被改建成东方红印刷厂。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为扩建厂房该寺被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十年“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正常的寺内活动得到法律保护，伊斯兰文化遗产也得到有效保护。1986年以后古润礼拜寺的建筑有所修复，1993年初市政府正式把房屋产权全部归还给市伊协。2003年，基于古润礼拜寺所在的那个片区要进行整体的商业开发，京口区政府与市伊协商定迁建古润礼拜寺。2004年，双方通过综合论证，把迁建地址选在了离镇江市仅有的两所省属高校都很近的学府路上。从2005年到2007年，古润礼拜寺的重建工作耗时两年，耗资1300万，占地4.6亩，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为原寺的2.5倍，规模为江苏省礼拜寺中的第一名。2007年10月28日举行了落成典礼，并有纪念古寺新建的两座石碑作为贺礼，一座石碑上刻有原中国伊协副会长、江苏省伊协会长伍贻业先生于2007年国庆撰写的《重建古润礼拜寺新记》（如图1），另一座石碑上刻有镇江市伊协于2007年9月撰写的《古润礼拜寺迁建记》（如图2）。这两座新碑承接着中国传统的碑刻文化，与清朝的那三块重修碑形成历史的呼应，一起竖立在新建的古润礼拜寺大院内，此外还有从“文革”中幸存下来的唐代古井栏、宋元时期以三种阿拉伯字体书写的朝向碑、有碑额和碑身但碑座遗失了的写有“古润礼拜寺记”的明代碑这几件珍贵的文物陈列在新碑旁边。

这些石碑和文物揭示了这座新建大寺的古老血脉，也展示了伊斯兰文化在进入镇江的一千多年里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吸纳，不过这种吸纳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从而可以更好地传承自己文化传统中的重要部分，否则就会被主流文化完全吞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文化在传入镇江后的因应之道——适应、融合与持守。

二、现代性视野下的新寺新貌

新建的古润礼拜寺矗立在学府路的一座山坡上，气势宏伟。清真寺的主楼采用了近些年国内新建清真寺中比较多见的阿拉伯风格，而没有沿用它之前的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这里的阿拉伯风格是一种统称，包含了土耳其风格、北非风格、波斯风格等。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的古润礼拜寺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式建筑风格，还有上马石、影壁、匾联、彩绘等汉文化元素。有人说这是清真寺建筑的中国化，其实从来没有标准化的中国化，汉文化在不同地域也有差别，古润礼拜寺曾经具有的汉文化建筑元素应该属于江南地区的汉文化风格。

在改革开放前，遍布中国的清真寺只有两种风格，一种是内地的大屋顶殿堂式风格，遍布东西部地区，另一种是以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为代表的阿拉伯风格。如果没有“文革”，这两种风格在各自的地域内将会长久存在，只是“文革”损毁了大量的清真寺，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修复、重建清真寺的热潮，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二波重建热潮又起。这两波重建大潮都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必定会受到求新求变、国际化、市场化等观念的影响，因此很多地方在重建时选择了更为经济实惠、节能环保、功能一体化并具有异域文化元素的清真寺。其实，阿拉伯风格自古就有，不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只是求新求变的文化心理是一种现代意识，中式风格的清真寺与中国其他的传统建筑相似度很高，而采用阿拉伯风格就能立显独特。改革开放至今修建、新建的清真寺也有不少是保留传统宫殿式风格、雕梁画栋、飞檐翘角、曲径回廊等元素的，当然这需要更高的工艺和造价，但这是复兴传统文化所需要的。因为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行为准则和创造力之源。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部分会经过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过程而在现代社会发生适应性转换，从而发挥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所以，即使传统的中式建筑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甚至还要花更大的力气去传承工艺和培养接班人，也应该不惜代价去守住。建筑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而传统的中式建筑则把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平衡端庄”等精华理念慢慢浸入中国人的心田，这些理念也影响了中式建筑的现代走向。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模式不只有西方一种，各个国家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都可以创立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这充分说明了传统和现代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作用、互补互促的关系。“当人们讨论现代性问题时，把传统弃置为无用的残余范畴，这在思想上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要将现代性和传统放置在相互作用的历史时空维度中，研究它们之间绵延不断的相互作用^[2](P8)。”

如果国内清真寺的阿拉伯风格占据主导，传统的中式风格愈渐稀少的话，并不是一件好事。就像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鸟巢、水立方、广州电视塔、上海金茂大厦等造型奇特的现代或后现代建筑，而中国自身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被弃置一旁的时候，这对于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弘扬，也不是件好事。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在吸纳新质和继承传统之间保持平衡，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能食古不化，更不能丢掉中国文化的底色。需要注意的是，融合新质和传统并不是如西装加瓜皮帽般的生硬组合，而是要和谐自然，比如将穹顶、中式大殿、佛教经筒完美合体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此外，复兴传统并不表示复制传统，传统建筑也需要与现代技术及理念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机。

新建的古润礼拜寺之所以选择阿拉伯风格，是因为出资方京口区政府提出了这一方案，在与伊协和寺管会讨论后拍板。当时的考虑一是省钱，阿拉伯风格只要1300万，宫殿式风格则要1个亿；二是市区已经有一座传统木结构的山巷清真寺（也有过修旧如旧的局部修复），再建个异域风格的主楼，这样相互对照，体现现代性所追求的多元并包精神。镇江市区的山巷清真寺虽然以中式风格为主，但在内部装饰上有很多阿拉伯元素，古润礼拜寺的主楼是阿拉伯风格，但它的大院内陈列着不少有着传统文化风格的历史文物，两寺都有“中伊合璧”的味道，只是比重不同。此外，古润寺承担的所有功能比如礼拜、主麻、过传统节日等等都与山巷寺别无二致，古润寺的2位阿訇每天都在两寺间往来活动，与山巷寺的4位阿訇同属于市伊协。有一天，一位来自西部的穆斯林指着古润礼拜寺宏伟的阿式主楼对寺里的阿訇说：“这是去中国化吧？”阿訇顿时愣住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从80年代到现在都没有变化，怎么会因为建筑风格变了，精神状态就变了呢？在理论界，已有学者提出“观察外显文化符号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仅凭建筑风格就断定去中国化，实在是对中国化的表面化理解^[3](P21)。”所以，我们既不能在建筑样式上丢失本民族特色，也不能一看到阿式风格就妄断其去中国化。

由此可见，古润礼拜寺在21世纪呈现的新貌充分体现了镇江伊斯兰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因应之道——因地制宜、兼收并蓄、与时俱进。

三、国际化视野下的寺内活动

作为一个有1390年历史、经历过多种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古润礼拜寺的历史轨迹呈现出某种奇妙的首尾呼应。首先，古润礼拜寺的创建就是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物。很多来自波斯、大食的穆斯林商人通过泉州、广州、扬州这些海港城市货通南北、买进卖出。而穆斯林客商要去扬州必须经过镇江西津渡这个南北水路交通要冲，需要上岸休息、补充给养、等候天时再顺便做做生意，也就慢慢把镇江当成了一个定居点，修起了镇江第一座清真寺——古润礼拜寺。可以想象，唐朝时期的古润礼拜寺里几乎都是外来藩客。到了今天，只要在主麻的时间走入古润礼拜寺，就会看到中亚、南亚、西亚、非洲的穆斯林留学生从附近的两所高校蜂拥而至，人多的时候有300多人，中国穆斯林不多，主要是附近开拉面店的西北回民和大学里的西北回族学生。从2015年开始，江苏省政府把镇江的两所主要大学——江苏大学和江苏科技大学确定为“江苏省留学目标学校”，规定了两校的招生目标数量，于是这两所高校全面启动了从本科到博士的留学生项目，其中本科生多为半奖，研究生多为全奖。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留学生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居多。总体来看，来古润礼拜寺礼拜的多为亚非留学生，很多还是来自古代的波斯、大食（今天的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学生，这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历史呼应，而在这两端之间的漫长岁月里，则没有什么外国穆斯林出现在镇江，只有逐步本土化的镇江回族。

通过与这些留学生的多次交流，我发现古润礼拜寺对他们的意义非比寻常。首先聚在一起做礼拜比单独做礼拜更能够净化他们的精神世界（如图3）。其次，清真寺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和乡愁抚慰之地，只要来到寺里，碰到的人互相出个色俩目，无论肤色、国族、语言是否相同，都是兄弟，四海一家。再次，清真寺是有相似文化背景（比如中亚五国）的学生过他们国家的民俗节日的地方，清真寺免费为其提供厨房、餐厅、礼堂。比如过宰牲节的时候，清真寺帮其购羊和宰羊（留学生出资），斋月里则免费提供每日的晚餐。还有一点就是清真寺是一个很难得的社交场所，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大多都是在这里互相认识的，因为来自他们本国的学生非常少。在这里，亚洲人和非洲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交谈和成为朋友的机会，就看你的个性是否害羞、英语是否流利（如图4）。还有留学生在古润礼拜寺相识、相恋，并在寺里请阿訇为他们主婚，同时也有他们的留学生朋友前来观礼、见证。清真寺提供了一个多元平等的空间，非洲穆斯林国家的学生、亚洲穆斯林国家的学生、中国穆斯林学生之间通过长期交流，逐步学会了对话沟通、求同存异、理解对方、反思自己，从而拥有了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和胸怀。

很多留学生告诉我：“中国的清真寺非常舒服，寺里的人都很好，交流很愉快，什么问题也没有。”清真寺的阿訇还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环境。另外，中国的大学也很好，尤其是科技、医学方面的实力很强，还给他们公费，让他们学成归国报效祖国。所以他们非常喜欢中国，也喜欢中国人。我觉得他们将来都会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亲华友华人士，一定会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情感支持。

古润礼拜寺当下所承担的伊斯兰文化的国际交流功能，体现出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当今时代，镇江伊斯兰文化的因应之道——国家至上、包容多元、友善和平。

参考文献

[1]  薛龙和.镇江“古润礼拜寺记”碑考[J].回族研究，2017（3）.

[2]  傅永军.现代性与传统——西方视域及其启示[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3]  马强.适时本土化: 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J].回族研究，2016（4）.

（作者为江苏科技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