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镇江名城研究的三个问题
——在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年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

钱永波

市名城研究会从去年5月换届以来，工作顺利展开，基础研究和咨询服务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这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工作班子和广大会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李壮云同志任名誉会长，依然如任会长时一样，全身心投入研究会工作，关心和支持新任会长任振棣同志。我记得2001年5月研究会成立时，我们曾满怀激情地说过：“长江之滨，集合着一群热爱镇江历史文化的人们！”我想，这就是当时100多名会员共同的初心。17年来，勤奋学习，友好合作，乐于奉献，已经成为研究会的会风；换言之，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合作、合作、再合作，奉献、奉献、再奉献。我相信，经过大家共同努力，这一优良作风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按照会议安排，我以一个老研究者的身份，讲三个问题与同志们交流。
一、在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转化和创新上下功夫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无论是讲过去五年的成就，还是新时代的基本方略以至各项重大工作中，文化都是重要内容。我学习体会较深的有四方面内容：
一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从国家、民族层面讲，而且还要求落到实处，“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两段话，集中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和群众性。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段论述，使我们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
三是正确处理继承、转化和创新的关系。报告要求：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对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特别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三句，是多么开阔的视野和胸境！历史是前进的，文化是活态的，研究历史文化名城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四是要有审美理念。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提“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十九大报告更作了进一步阐述，全国人大第十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已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也都有这方面的表述。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报告还将“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单独列为一个部分，明确提出今后的奋斗目标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化化强国。”以上所说的“美丽中国”，都是与良好生态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联系在一起的。镇江是山水城市，山水文化是镇江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保护和建设名城都要有审美的理念。
为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化、创新的关系，这里举一实例：“实事求是”这一古语，最初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作了新解：“‘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为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对于名城保护，我是赞成积极保护的。我理解，传统本身就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现代西方解释学认为：“传统是同时具有历史传承与后世创造性的文化现象”，这很有道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通过的《内罗毕建议》所要求的，也是“保护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并使之适应于现代生活的需要”。我们的名城保护，从历史建筑—历史街区—整个名城、名镇、名村，都要处理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转化和创新的关系，文物的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名城保护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空间有序，协调发展，做到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建筑美、街景美、社区美、城乡美，努力使镇江成为“美丽中国”前列市！
二、我对镇江名城研究重要成果展示的若干心愿
从国务院公布镇江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镇江在名城保护和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位1985年分配到镇江工作的专家说，同他刚到镇江时的印象比，这30多年确实变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一位名誉会长是镇江人，旧城给他印象不好，现在城市面貌大变，去年他们在镇江召开了“历史典籍与京口文化”学术研讨会。但是，镇江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尽管保护、修建和新建了许多项目，今后的任务仍然非常繁重。我从1998年主编《镇在江河交汇处升起》开始，全面接触镇江历史文化，至今已经20年。这里还是讲讲我的心愿。
我在2014年年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留住并展现利用好名城镇江特有的重要历史印记》中，曾建议做好12篇文章，即南山莲花洞古人类遗址、丁岗镇断山墩台形遗址、大港烟墩山西周宜侯墓地遣址、铁瓮城遗址、南朝开创者刘裕、南朝宋名将檀道济、北固山麓柳永墓、北宋文人园林沈括梦溪园、黄鹤山米芾墓、林则徐与魏源在镇江商谈编纂《海国图志》、近代对外通商口岸、地质科普。我希望名城研究会、有关单位、主管部门和分管领导人珍惜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抓住有利时机，分期分批付诸实施。
这里谈几点具体想法：
1、新区已将原茶博园改为宜园，初步布置了一些相关内容。其实，与此相关的史料和考证日益丰富，不同版本的《西周史》也都有记载和评述，而且说“宜”即早期的“吴”。这是镇江建置起始的一件大事，历时400年，值得好好研究、充实、提高，使宜园有看头，有吸引力、说服力。
2、交通集团正在修建鹤林景区。本来，黄鹤山建的鹤林阁，就是为纪念刘裕的。后来，前后断链，停顿下来。改由交通集团负责景区修建后，他们委托名城研究会拟订方案，其中就有关于刘裕和米芾墓的内容。如今，刘裕12.6米高的石雕像屹立在他讨伐南燕（今青州）时驻军的潍坊安丘留山森林景区（原名“刘山”，为纪念刘裕伐燕命名的山），而他生于此、举义于此、称帝后在此建丹徒宫的故乡，却无所展示，真使人有愧对历史之感。现有的黄鹤山米芾墓比较简陋，需要完善配套，例如，建小型纪念馆，立米芾塑像，介绍米芾生平，展示二米书画成就和奇石，对墓址作如实说明，墓区和墓侧的道路作必要的修建。米芾、米友仁在中国书画史上有重要位置，在国内外名气很大，一些中外名家慕名而来，看后深感失望。
3、与北固山景区相关的也有两项：一是柳永墓。现在北固山东麓的柳永墓，是为柳永故乡到墓地取土赶建的。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京江柳氏宗谱》称，柳永为“迁润始祖”，虽不可尽信，却可见其在镇江的影响之深。《乐章集》还录有柳永在镇江写扬州繁华的《临江仙》。如能把墓修修好，立碑展示柳永画像，介绍柳永生平和墓葬北固山麓的可靠依据、学界的共识和柳永故乡的认同，以及历史上柳永墓的碑文、凭吊柳永的《琵琶仙》词，在临江杨柳岸处择地建亭廊，展示柳永《雨霖铃》《望海潮》《八声甘州》等名作，则更富诗情画意。
二是林则徐与魏源在北固山附近客栈商谈编纂《海国图志》。林则徐被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乘船从江南运河北上，1841年7月到达镇江北固山东面的运河码头，与应约前来的魏源会合。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则徐西出阳关》一书说，他们住在北固山附近的“望江楼”客栈，林则徐把有关《四洲志》的全部资料交给魏源，共商由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事。林则徐和魏源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最早主张放眼看世界的人，值得给他们在北固山临江合适地段立像（雕像、画像均可）、立碑、建亭。
这两件事做起来并不难，不需要很多投资，问题在于要用心做。
4、据说文旅集团负责国家重点文保单位“新河街一条街”的规划、设计和修建。我建议在这条街建京杭运河镇江段历史陈列馆。京杭运河镇江段江河交汇、古今辉映，古运河风光带和文化带建设正有序进行。2017年通过谏壁船闸的货运量已过忆吨，江南运河是大运河全年通航的800多公里中最繁荣的河段。现在，京口船闸设有京杭运河镇江段历史陈列馆，如果放在新河街，选用原有文保建筑，或者改建新建，不仅展馆可以扩容，而且便于人们参观，收效会大大提高。
5、城建集团西津渡公司负责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设。我们建议选择适当建筑，设立镇江通商口岸陈列馆。第一次鸦片战争，镇江经历过镇江保卫战；第二次鸦片战争，镇江成为对外通商口岸，设有英租界、英美等领事馆，洋行林立，转口贸易额很大，从1861年开埠到1927年英国领事馆等人员撤离，历经67年。这段历史，当然是一段遭受侵略、掠夺、欺侮的历史。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段历史，是镇江历史上的重要节点，市名城研究会也曾经受托为西津渡公司提供过策划方案，西津渡可供布馆的房源也比较充足，如原英租界工部局用房等就可供选用，问题是要抓紧论证审定建馆方案。
6、市公路管理处委托名城研究会拟定的312国道改线段文化景观策划中，有在长山高校园区建镇江三星科教广场的内容，这件事需要同高校园区商定。我们希望此事能够落到实处。“科教三星”为镇江特有，天空小行星中有祖冲之星、沈括星、茅以升星，月亮背面环形山中有祖冲之山。广场在展示科教“三星”的同时，还可以结合展示镇江古今著名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和教育家。在高校园区建科教广场，对继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深远意义。
三、镇江的建置史和城市史都是从宜开始
西周封侯都是有城池的。正如傅崇兰等著《中国城市发展史》中所说：“西周王朝，实行‘分封诸侯’制度，史称‘封邦建国’。各诸侯国都把立国与建城看做一件大事，城市便成为方国的象征。”“都城大小以国君级别定之：王城方九里，公七里，侯五里，男三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版）
杨宽著《西周史》在讲到西周和春秋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时说：“国是指都城及其近郊，都城主要居住统治阶级的各级贵族以及为他们所奴役的手工业奴隶；近郊则往往分成若干‘乡’，住着统治阶级的下层，其中多数属于‘士’一级，统称为‘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这段叙述，与宜侯夨簋内底的金文内容相符。
许倬云著《西周史（增补二版）》也讲到：“国的原意不是疆域，也不是仅指首都。……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其一，郊内曰国，……其一，城中曰国，……大约城邑为国的用法最早”（三联书店2012年1月版）。
《辞海》在解释“国”字时，也讲到“古时指都城”，是“古代侯王的封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4月版）。
至于侯王的封地有多大？《尚书•周书•武成》译文说：西周“设列爵位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封土地为三品（公、侯封土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综上所述，周康王封宜侯，不只是宜侯国的建置，而且是宜侯国的都城。简言之，既是宜国，也是宜城。1993年12月出版的《镇江市志》，在“总述”中明确写道：“镇江，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有着3000年的悠久历史”。1982年10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上，也是在今镇江市区东面以城的方位标示“宜”国的。即使以现在的地方建置而言，各级领导机关也都有治所，省有省会，地市、县市也都设在特定的城市，乡镇也都有集镇做依托，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