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寺创建的年代与相亲的疑点  
童文经
    甘露寺寺院规模不大，但名气不小，在国内可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了，在国外也是颇有名气的。
    甘露寺的名声，与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是分不开的。甘露寺“相亲”故事，引人入胜，精彩极了。京戏里“甘露寺”的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简直十分悦耳，百听不厌也。
    大凡来北固山的游客，总是先拜访一下甘露寺，然后好奇地在问两个问题，一是甘露寺创建的年代，二是《三国演义》所说的甘露寺“相亲”疑点。
    其实，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与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志。前者是故事，是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加上了故事虚构，也就是艺术方面的再创造。后者则不然，它完全是依据历史的事实而写成的，俗话说是真人真事。
    《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本巨著，它成功地将三国的历史知识，广泛地普及到百姓中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读者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弄明白《三国演义》是真人真事加虚构。要有个分辨的过过程，千万不能将某地些故事戏说，也当成历史事实了。
    例如，甘露寺创建的年代，姚荷生先生所著的《镇江名胜古迹》一书，在甘露寺一节中就有说，《三国志》上所写的“建安十四刘备荆州牧，婚吴如京。这里的意思仅是说，刘备确实和孙权的妹妹结婚的，但是甘露寺“相亲”的这一段，完全是故事虚构的。《三国志》确实没有甘露寺“相亲”这一段。
    再说“相亲”的内容，假如真有这一回事的话，那么，史学上的争议，早就解决了。因为既然“相亲”是发生在建安十四年，甘露寺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山下，说明甘露寺汉末就已经存在了，至于甘露寺创建的年代，早已经解决了，地志上的三说也可一笔勾销了。
    话说地志上的三说：一说甘露寺是在三国孙皓（孙权之孙）甘露中所创建的；二说甘露寺是在南朝天监中梁武帝所创建建的；三说甘露寺是唐代宝历中李德裕所创建的。这些说法都使人难辨的，在地志上己都有提及，但是记载的内容都欠缺翔实，不足让人判辨。
    众所皆知，对于古迹的论证，上者是凭实物，例如：曾经讹传了上千年的北固山铁塔，地志上铁塔曾记载说是唐代李德裕所建的，直到1960年在修塔时，才从土中发现遗物，记载铁塔是北宋元丰年所建。所以对于古迹的论证，次者才是凭地志。还有单凭地志的论证，往往是有难度的，因为地志上的记载，常常是内容缺乏，或者是用词二义性，结果是相互矛盾，模稜两可。
    例如，南宋《嘉定镇江志》郡守陈天麟在重建多景楼一文中所说：“多景楼不知其始与所以名，寺兴于唐……。”这里就未明确说明“寺是创于唐”，这就不能说明甘露寺是李德裕所创建。另外在寺院的地点上，也交待得不清楚，寺院是指在山上,还是山下呢？与多景楼一同提及，就不一定等于是在山上。
    再说，南宋《嘉定镇江志》，还有文说“甘露寺是在唐宝历中（公元825年左右）李德裕所创建”，并引证了李德裕“瘗舍利石函记”中的原文，“余创甘露寺宝刹”一词为证。这里使人又二义性的是，“余创建甘露寺和宝刹”呢？还是“余创建甘露寺的宝刹”？因为李德裕曾在北固山创建过石塔的，但凭此就论证李德裕曾创建甘露寺，证据就不充分了。
    明《京口三山志》张莱有说：“李德裕在观察浙西时，施州宅地，增拓其基宇，或云此时甘露降，因以名寺，非也” 。张莱还说：唐李德裕剌润时，以州宅之地在北固山下者，予甘露寺。既赠予甘露寺，自然甘露寺早已有之，而非李德裕所创建也。
    还有书说甘露寺创建于南朝萧梁时代，这种说法也是有矛盾的。据明《京口三山志》梁大同十年（公元544年）三月，梁武帝来京口，在北固山上建北固楼，并改“北顾楼”。另外亲书过“天下第一江山”五个大字，但是，重未有过创建甘露寺的记载。据清光绪《丹徒县志》说：“梁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十二月，梁武帝将制成的两个大铁镬（音同荒），赠送到佛像前，盛水土以种荷花，供养十方一切诸佛。这雄辩地说明赠送，甘露寺自然早已有之。
    元《至顺镇江志》说：“按‘图志’建于三国甘露年间”。明一统志说：“吴甘露中建，因名，地方旧志多同此说。”甘露寺创建于三国，孙皓甘露年号，大都因甘露而附会。孙权将治所，由吴（苏州）西迁京口是在建安十三年，到建安十七年又将治所，由京口迁徙秣陵，次年建安十八年（公元212年）改建业（南京），而三国孙皓甘露年号，已经到了公元265年。
    据水青《京口漫笔》说，甘露年号时孙皓又忙于迁都武昌，似乎无暇再在京口建甘露寺，所以也是不足信也。
    可见，甘露寺创建的年代，至今仍是一个谜，只有哪一说被确认了，其它的说法才能否定，但是在未证实之前，《三国演义》将甘露寺说在汉末，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说，游客对甘露寺“相亲”提出疑点，问题并不奇怪的，因为《三国演义》中的“相亲”故事，本身就是小说的故事虚构，常言道“传说不等于事实”，对于“相亲”疑点的回答是，只能用“史志”中的真人真事，加上“小说”中的故事戏说，两者综合，才能说清。以下有二例；
    游客问：建安十四年，吴国太已去世了七年，怎么还会到甘露寺来相亲呢？
    这就是说，在《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中有文“七年（指建安七年）权母吴氏薨（音同烘）。那么建安十四年甘露寺相亲的吴国太，是怎么一回事呢？
    笔者答；在《三国演义》（明弘治本）小说中已有交待了，为了能说明这个问题，现将其中有关段，摘文如下，国老曰：“令爱已许刘玄德为夫人，玄德已到，何故相瞒。”国太吃了一惊，少刻，孙权入后堂见母亲，国太捶胸大哭。权曰：“母亲何故烦恼？”国太曰：“你直如此将我，看承如无物！我姐姐临危之时，分付你甚么话来？”孙权失惊曰：“母亲有话明说，何苦如此。”国太曰：“男大须婚，女大须嫁，古今常礼，我为母之道也须我知道，他招刘玄德为婿瞒我怎么？女儿须是我的骨血。”权吃了一惊，问曰，哪里得这话来……。
    可见，相婿的吴国太，与已故七年的吴国太，乃是姐妹也。姐姐吴国太在临危时，将孙权叫来，当着妹妹吴国太，说的托付之词，此刻吴国太将话抛出来，教训一下孙权了。在君主时代，帝王公候同娶姐妹为妻，这不足奇怪的事。孙坚同娶了姐妹吴国太，孙权与孙尚香也就同有两个母亲。但又见得，孙权是姐姐吴国太所生，而孙尚香是妹妹吴国太所生同父异母也。从妹妹吴国太所云：“女儿须是我的骨血。”一语就道破了。建安十四年甘露寺相亲的，那是妹妹吴国太。
    游客问：桥国老（桥玄）已死去二十六年，骸骨早已腐朽，又怎么能到甘露寺相亲呢？
    笔者答；古桥同乔。桥玄在《后汉书》卷五十一，“桥玄传”中有文：桥玄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卒，时年七十五，到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相亲确实是死去了二十六年。但是桥玄和桥国老是两码事。《后汉书》卷五十一“桥玄传”中尚有文：“桥玄字公祖是梁国睢阳人”属安徽人。如今桥国老原藉舒州怀宁县，尚有“桥公亭”可证。
    “桥玄传”中说桥玄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字叫桥羽，是做官的而小儿子是单独出游，被三个强人抓去杀害了，未曾有过女儿。在《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中有：“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此文中的桥公，即桥国老也。
    “桥玄传”中有曹操尚无名气的时候，桥玄就赏识曹操了，曾对曹曰：“今天下大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通篇只称呼桥玄，而没有尊他为国老的。可是在《三国演义》小说中，通篇称桥国老的桥公，他是吴主孙策的国丈，自然拥有桥国老的尊称，通篇也未提到过有大名叫玄的。
    再从“桥玄传”的记载来看，桥玄一生都未到过京口，而桥国老就住在京口。所以，桥玄非桥国老也。这样尽管桥玄已死去了二十六年，这与桥国老到甘露寺相亲，又有何相干呢？
    总之，《三国演义》中的吴国太、桥国老在甘露寺“相亲”，完全是言之有理，符合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