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
               ——以文化遗产宋元粮仓和京口闸遗址为例
                       霍      强
    近年来，通过城市考古发现的宋元粮仓、京口闸遗址，从历史、美学、科学角度看，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 如何将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遗存加以研究、保护、传承和利用，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宋元粮仓、京口闸遗址的发现和价值
    （一）、宋元粮仓遗址的发现
    宋元粮仓遗址位于古运河入江口的东岸地带。2009年镇江市政府启动了“双井路棚户区改造”即“如意江南商住楼”项目，该建设项目占地20公顷。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12月，在建设项目占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宋代转般仓、元代大军仓仓基，宋代至明清漕河，元末拖板桥桥墩，明清京口驿建筑基址等重要遗迹。
    这次考古揭示出的粮仓仓基共有11座，其中，南宋的8座粮仓仓基，属于文献记载的部分转般仓仓址。《嘉定镇江志》载：“宋绍兴七年（1137年），运司向子諲乞置仓，以转般为名”。自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镇江的地位尤为重要，它不仅要把长江中下游的漕粮中转到临安，还要为江淮战场的军队做好粮食保障。据文献记载，经镇江中转的漕粮每年约为319万斛，占各路糙米总数的68%。规模最大时，建有仓敖74座，可储粮达百万石。《至顺镇江志》载：“大军仓，在程公下壩北，前临潮河，后枕大江，即旧转般仓也。拖板桥，在今大军仓前”，明代又改称镇西仓，“以受本府官民租粮”。清代以后，虽然粮仓废置，但此处仍保留了粮米仓的巷名。
    拖板桥，据《至顺镇江志》载：“拖板桥，旧名浮桥。天历二年（1329）废。至顺二年（1331）重建。”据《正德丹徒县志》和《嘉庆丹徒县志》载：“拖板桥明正统中（1436-1449）侍郎周忱、郡守郭济重建，太常少卿郑雍言记，康熙初（1662）耆民高拱斗重修。”而此桥至清代后期已经几乎成了“旱桥”，“桥下土积如丘阜矣”。再后来终于被尘土掩埋，地上只是徒有“拖板桥”的路名而已。
    通过石拱桥和仓基等遗迹的发现，推断此次发现的河道遗迹，应是宋代漕河和关河。隋代开凿江南运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杭州），800余里。从此，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历史上唐、宋、元时期，镇江的运河是穿城而过，入江口有大京口和小京口两条水道。大京口为隋唐故道，走向与今中华路上下重叠；小京口又名新河，开凿于北宋天圣七年（1029）。两河在上河边外合流，又向东经拖板桥逶迤曲折，穿过市区。现今从上河边至南水桥的古运河段，形成年代较晚，是明初开凿而成的，起护城河与替代运河的双重作用。从明代开始，经过拖板桥下的河流已不再行使漕运的功能，其名称也改为“关河”（因其穿过北水关和南水关得名）。
    清《光绪丹徒县志》载，京口驿位于“大西门（金银门）北首，旧制滨河朝西，在古运河畔的黄花亭一带”。京口驿源于宋代，是古代镇江的贵宾接待处和官方信息流、人流、物流的中转中心。此驿原来设在京口闸附近，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知府钟庚阳迁建于此。清咸丰年间毁于战火。此次在黄花亭一带考古发现的几处建筑基址遗迹，其地理位置、房基布局及出土遗物时代与文献记载的明清京口驿方位、格局相吻合。
    （二）、宋元粮仓遗址的文化价值
    镇江双井路考古发现的宋元至明清的仓基、石拱桥、古河道、建筑等遗迹相对集中，地处江河交汇之处，沿用时代较长，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地域文化特色，是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实物见证，充实了大运河遗产的内容，丰富了镇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宋元粮仓仓基遗迹还是目前大运河沿线经考古已发现规模较大的一处仓储基址遗迹，验证了《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等文献中关于宋元粮仓的有关记载。遗迹展示了镇江作为古代港口城市的历史沿革，见证了古代镇江的城市地位，它的发现及保护对扩大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提升镇江知名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宋元粮仓仓基等遗迹的建筑布局，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和智慧，保护展示后，可以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为研究我国大运河漕运、宋元仓储建筑、镇江地域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明显的科学价值。
    （三）、京口闸遗址的发现
    2011年，镇江市政府启动了城市建设重点工程“中华路旧城改造工程”即“江河汇”商住小区项目，该项目面积约90000平方米。2011年8月至2013年元月，镇江博物馆与南京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在其项目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揭示出唐代堰（闸）、北宋至明清时期京口闸东侧闸体及码头、石岸、碑亭、道路、河道、河岸等遗迹。
    由于京口闸的西侧闸体至今还掩埋在中华路之下，未能发掘，因此只对东侧闸体遗迹进行了保护性考古发掘。东侧闸体，位于中华路鱼巷口东侧约18～35米，北距长江路约220米；平面大致呈“〔”形，南北走向，北通长江，南接运河；通长54米，通高6.25米，顶面海拔高度4.9～5.1米。时代跨度唐至清代五个时期，其闸体随着时代早晚，由东向西逐步萎缩。
    元代《至顺镇江志》载，“京口闸在城西北京口港口，距江口一里许，莫究其所始。唐撤闸置堰，开元中（714～741）徙漕路由此”；由此   得知，京口闸的设置要早于唐代开元时期。
    闸有水门，能够依需要启闭，当江潮与河水落差不大时，可以直接开闸过船，但缺点是受江潮与河水变化的影响较大，而且河水易从闸门流失。与闸不同的堰，虽然能够蓄住河水，用牛绞车的办法，让船从堰顶翻过，但缺点是费时费力，尤其是在江河水位落差较大时更难通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两浙转运判官曾孝蕴主持修筑了集复式船闸与蓄水设施于一体的京口澳闸系统工程，兼有通航、蓄水、引水、引潮、避风等多种功能。京口复式船闸，自北向南一字排列，包括京口闸、腰闸、下闸、中闸及上闸5座水闸，组成一组四级船闸。蓄水设施，同时在附近开挖积水澳和归水澳，用来调节船闸水位。及至南宋时期，京口澳闸失修待废，镇江太守史弥坚重新整修澳闸，使之焕然一新，四方公私之船入运河“始经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杭州），盖甚便也。”元代初期京口闸又废，天历二年（1329）重建京口闸。后明代一度又废弃，船只改由新港小京口闸通过。弘治辛亥年，都御使侣钟复委官加以修理，很快又恢复京口港的功能。直至1929年民国初期在原河道之上修筑马路，取名中华路，京口闸才正式结束它们的历史使命。
    此次在元代地层中，出土了大量祭祀供器，数量之多、器形之大，在之前的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其中，尤为珍贵的当属两件元代青花海水龙纹、云龙纹三足香炉，器形硕大，通高分别为65.5、53厘米。烧造工艺奇特，其炉耳和炉足、铺首均可拆装，这种分体式烧制香炉的工艺手法，极为罕见。经调查了解尺寸这么大的元代青花香炉，目前在全国乃至世界仅此一件。
    （四）京口闸遗址的文化价值
    京口闸，是古代镇江京口港上重要的水运设施之一，是古代长江与运河交汇的重要节点，同时，亦是古代运河中的标志性设施，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京口闸的复式澳闸系统是运河工程上的一项先进技术，它充分显示出了我国古代建筑与治水工程技术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聪明才智，是我国水运史上一大杰作。这对于研究大运河的水工设施、运河沿岸的物质文化习俗、南北经济、运输、商贸等诸方面交流与沟通有着重要意义。
二、 宋元粮仓、京口闸遗址保护和利用建议
    这两处与大运河有着紧密联系的重要遗址，具有稀有性和不可复制性，若不加以及时、有效的保护，这些遗存将永远消失，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它们历经千余年的历史，遗存到当代，我们这代人应尽的责任和使命是认定它，并加以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它，然后再传承给下一代。为此，有三点建议：
    建议一、兴建遗址博物馆。用大量的相关文物和史料，充分展示宋元粮仓仓基在漕运史中的作用及地位，反映镇江在大运河上的历史贡献，采用声、光、电子技术建立整体的模型，展示四大内容：①大运河（江南运河段）的历史沿革变迁及相关研究成果；②运河沿线的重要遗存（或其复制品）、相关文献；③运河沿线重要城市风土人情；④双井路“宋元粮仓”、桥、河、道路以及粮仓管理机构的整体模型。
    建议二、在以后中华路改造中，继续开展京口闸遗址的西侧闸体考古揭示和完整保护。在对已发掘的东侧闸体有效保护的同时，进一步界定其他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为了更好地保护展示京口闸遗址，建议选址建立京口港博物馆，以展示港口文化为主题，将生态性、功能性、史迹性结合起来，以“水”为主线，通过实物标本、造景、模型、电脑导览、图文展示、影片模式，使游客获得心灵、知识、娱乐、休闲上的满足。
    建议三、将京口闸遗址（包括太平天国新城城垣），西面的西津渡遗址（包括大码头、小码头、古街）、东面的宋元粮仓遗址（包括拖板桥、京口驿）、南侧山巷广场附近的唐宋罗城和京门遗址（2013年，在山巷广场南侧考古勘探中发现，距现地表2米之下，城门形制保存较为完整，今尚未正式考古发掘）等串联起来，建成一座以遗址为核心，集考古、保护、利用于一体的富于文化特色的遗址公园，形成一条优质的“文化旅游廊道”，引发游客探索镇江的兴趣，有效带动地方文化旅游的发展，让当地老百姓直接受益。使之形成独特魅力的文化景观，这对于名城未来的发展和竞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镇江考古发现的宋元粮仓、京口闸遗址及唐宋罗城和京门遗址均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理念，妥善地加以传承和保护。
                                                  （作者为镇江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