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镇江佛教的兴盛

吴晓峰

由于隋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镇江成为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点，从而促使镇江由过去的军事重镇逐渐转变为以漕运经济为特色、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在隋唐宋元几代，镇江都是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水上交通枢纽与漕运的咽喉，是南北粮食以及其他货物的集散地。交通运输业的发达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而带动文化的繁荣。隋唐以来，佛教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标志就是禅宗的兴盛，并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镇江依据其天然的地理环境与优美的自然风光，而成为禅宗和律宗的重要发源地。

（一）法融创建牛头宗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自南朝梁代来自南天竺（南印度）的达摩祖师创立禅宗以后，禅宗逐渐发展。达摩为禅宗初祖，以后有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先后承其衣钵。禅宗讲究静坐参禅，即以入定默念为其修行之法，经过修行而明心见性，实现顿悟，就好比锯木头，到最后一锯，木头断了那一瞬间就是顿悟，而顿悟是经过渐修才能得来。

润州牛头宗是禅宗的分支。牛头宗的创建者法融（公元593-657年），俗姓韦，润州延陵（今丹阳）人，在《续高僧传》中有《法融传》，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二亦有传。法融十九岁（公元612年）入句容茅山从三论宗僧炅法师剃度，后从大明法师钻研三论和《华严》《大品》《大集》《维摩》和《法华》等经数年，大明圆寂后，漫游各地求经学法，先后从盐官（今浙江海宁县）邃法师、永嘉（今属浙江温州）旷法师等听讲各种经论，深有所获，后又入山凝心宴坐，习定修行了二十年时间。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他到润州牛首山幽栖寺北岩下构筑一所茅茨禅室，与众多僧侣一起潜心钻研佛法，当时同住的法侣就有一百多人。这时牛首山的佛窟寺藏有佛经典籍与其他经史医方图符等经藏，法融在那里研读了八年时间，随时摘抄各书的精要，然后闭门研究。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法融在幽栖寺开讲《法华经》。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邑宰请他到金陵建初寺讲《大品般若》，僧俗听众达1000多人，第二年润州江宁县令李修本又请他讲《大集经》，听众达3000多人。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司功萧元善请他入住建初寺，次年（公元657年）于该寺圆寂，时年六十四岁。

法融的著述很多，据《宋高僧传》卷十《唐天台山佛窟岩遗则传》说，遗则曾为法融的文集作序，其书三卷现已失传。现在所传的只有存于《全唐文》卷九百零八和《景德传灯录》卷三十中的《心铭》，共一百九十八句，每句四字。如“心性不生，何须知见；本无一法，谁论熏炼？”又说：“菩提本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这种思想显然成为后来南宗所倡导的顿悟说的先声。此外，据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十一及永明延寿《宗镜录》卷九十七所记，法融还有一种著作叫《绝观论》，此论近代出土的卷子本有四本（巴黎国民图书馆藏三本，北京图书馆有一本）。这些大概都是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前后的写本，篇幅似乎不完全，《宗镜录》卷九十七引文未见于他本，但第九卷及七十七卷所引之文，均见于敦煌本。

牛头宗主张排遣多言，着眼空寂。据《宗镜录》卷九十七所引法融《绝观论》之文来看，法融认为六根皆缘于心，而心性又是空寂的。他说从境起解是智的作用，而自身心性是智的境界。他从心的照用和静止的状态说明心的舒卷，“舒则弥游法界，卷则定迹难寻”，这和《心铭》“目前无物，无物宛然”的说法是一致的，主张无心绝观，或绝观忘守，显然与禅宗所强调的坐禅观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显示了牛头宗的独特之处。

据日本古经录所载，法融还有《注金刚般若经》一卷、《金刚般若经意》一卷、《维摩经记》二卷、《维摩经要略疏》一卷、《华严经私记》二卷、《法华名相》一卷（见《惠运律师目录》、《智证大师将来目录》和《东域传灯录》等），共有六部七卷之多，都已失传。

所以说牛头宗是禅宗的分支，这缘于法融和禅宗四祖道信的关系。关于道信付印给法融的事，《续高僧传》法融本传并无记载。而在刘禹锡的《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全唐文》第六百零六卷）、李华的《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故左溪大师碑》（《全唐文》第三百二十卷）、李吉甫的《大觉师碑铭》（《全唐文》第五百一十二卷）和宗密的《禅门师资承袭图》等文献资料中，均有关于法融受道信点拨并付印为牛头宗初祖的记载。据传，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四祖道信在今黄梅双峰山修行，曾经遥望金陵一带发现那里紫气缭绕，知道必有奇异之士在那修行，于是亲自前往寻访，在牛头山幽栖寺见到人称懒融的法融，经过一番答问，法融得到四祖的点拨豁然开悟，于是四祖授予法融印信，命他创立牛头宗。

故法融受禅宗四祖道信印为牛头宗初祖，后法融传衣钵于岩大师，于岩传于方大师，于方传于持大师，于持传于威大师，于威传于玄素，玄素传于法钦，共传七世。而刘禹锡的《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则以法融、智岩、法持、智威、玄素、法钦为牛头宗传承的世次，与李华七世之说略有出入，但大体顺序是一致的。另据《宋高僧传》卷八有《唐润州竹林寺昙璀传》，说昙璀于晚年曾“始事牛头山融大师”，并称法融为东夏的达摩。而昙璀受法融诲示以后，即隐居于钟山，后入润州竹林寺，因此，从最初的师承关系来说，昙璀与智岩当同属于法融的弟子。

牛头宗传至六祖玄素（公元668-752年）时达到鼎盛，僧俗弟子甚众。玄素俗姓马，也是润州延陵（今丹阳）人。自幼出家，师从智威大师。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润州刺史韦铣请他主持镇江南郊鹤林寺，当时润州大小执政官员多以弟子礼待他，所谓“道流人望，莫盛於此”¹。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圆寂，时年85岁；当时润州官员亦以弟子礼悼念他，可见影响之大。

牛头宗虽然后世不传，但是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近代著名佛学大师印顺禅师说：“印度禅蜕变为中国禅宗——中华禅，胡适以为是神会。其实不但不是神会，也不是慧能。中华禅的建立者是牛头，应该说是‘东夏之达摩——法融。’”²这是基于法融独到的禅学思想与牛头宗对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所做出的客观评价。

（二）道宣开创律宗

律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派别。相传释迦牟尼在世时，为约束僧众，制订了各种戒律，作为佛教徒的行为规范。而佛教信徒出家为僧尼的时候，要在一定的仪式下接受戒律，称为受戒。律宗就是以研习和传授戒律为主的宗教。在隋唐时期，中国的律宗正式形成。律宗的开创者道宣就是镇江人。

道宣（公元596-667年），俗姓钱，润州丹徒人；东汉富春侯钱让之后；佛教南山律宗开山之祖，又称南山律师、南山大师，世称“律祖”。道宣研究戒律，盛名远播西域，一生精持戒律，依佛制筑戒坛为人授戒，撰述疏钞解释戒律，被后世尊为中国的律宗初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居终南山，故世称“南山律祖”，而中国的律宗也被称为“南山律宗”。他以《四分律》为基础，参考其他各部律典，综合各家之所长，会通大乘和小乘，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道宣一生钻研《四分律》，于各地讲说无数，著作等身，为当时各宗派学者所必读，其中除“南山五大部”为后世治律指南外，为区分佛、道，著有《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及其他经录、史传、资料集等著作，共二百二十余卷，皆为研究佛教史之珍贵文献。道宣并于净业寺首创戒坛，标示轨范，成为后世建筑戒坛的法式，使律学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一部分，在佛教史上大放异彩。直至今日，中国的出家戒律仍以《四分律》为标准，这也是唐代镇江对于佛教文化所做出的另一项贡献。

（三）镇江隋唐五代寺庙兴盛

佛寺众多是佛教发达的主要标志。杜牧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借南朝为背景，也恰恰反映了隋唐时代江南寺庙林立、香火繁盛的景象。镇江就有许多建于前代的佛寺，在隋唐时代盛极一时，并伴随与许多历史人物有关的事迹流传至今。

如当时润州城西南黄鹤山下有鹤林寺，始建于东晋，名竹林寺。镇江当地曾经流传南朝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与竹林寺的故事。据说刘裕年少时生活贫困，靠砍柴为生，一次到黄鹤山砍柴，见到有黄鹤在空中飞舞，感觉非常奇特。因此，刘裕称帝后就改竹林寺为鹤林寺。牛头宗六祖玄素与法融的另一位弟子昙璀都曾在此主持。这里也是许多文人探幽作诗之地，如李涉《题鹤林寺壁僧舍》（《全唐诗》卷477）：“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写出了在喧嚣的世界，能够偶尔寻得内心的清闲放松的平和心态。

润州城西北大江之中的金山之上有金山寺，依山而建，殿宇栉比，亭台相连，遍山飞檐峭立，十分壮观。金山寺始建于晋代，名泽心寺，南朝梁代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曾在此办水陆法会。据五代南唐僧人应之《头陀岩记》及《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灵坦禅师与裴头陀都与金山寺发生过联系。灵坦俗姓武氏，是武则天侄孙，出家为僧后拜洛阳神会禅师为师，法号大悲。唐肃宗时来到金山修行，被视为金山第一代沙门。唐宪宗时裴头陀又来到金山建寺，从此以后金山寺逐渐兴盛起来，因此，中晚唐以后，在诗人的诗作中以金山寺为主题的诗歌在唐诗中开始名声显扬起来。

位于镇江城区北部临江的北固山上有甘露寺，也是在中晚唐时期名声日盛。据《江苏通志》载，北固山甘露寺最早为三国时期东吴的君主吴末帝孙皓所建，因当时正改年号为甘露（公元265 -266年）年，故而得名。李德裕任润州刺史时，于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对甘露寺重新整修，扩大了建筑面积，从此甘露寺名声远播。现今在北固山甘露寺前长廊入口处有一座铁塔，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原为李德裕主持建造的石塔，是为去世的唐穆宗祈福而建，唐僖宗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倒塌了，北宋神宗煕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由当地富商出资在原来塔基上铸造铁塔。1960年在对铁塔塔基进行修整时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最初李德裕修塔时所撰《重瘗禅众寺舍利题记》，交待了建塔的缘由，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唐代诗人卢肇有《题甘露寺》（《全唐诗》卷551）诗；据唐代范摅《云溪友议》记载，张祜来到甘露寺，看到卢肇题写的这首诗，因而非常赞赏，认为就凭卢肇这首诗，自己就愿意与他结交。诗云：

北固岩端寺，佳名自上台。

地从京口断，山到海门回。

曙色烟中灭，潮声日下来。

一隅通雉堞，千仞耸楼台。

林暗疑降虎，江空想度杯。

福庭增气象，仙磬落昭回。

觉路花非染，流年景谩催。

隋宫凋绿草，晋室散黄埃。

西蜀波湍尽，东溟日月开。

如登最高处，应得见蓬莱。

甘露寺建在北固山北崖边上，下面就是浩瀚长江，接天连海。诗人既写出了甘露寺所处的险要地势，也借追溯历史写出了时代的沧桑；最后两句“如登最高处，应得见蓬莱”又展示出开阔的意境和超然豁达的胸襟，确实是唐诗中的精品。唐人的甘露寺诗中杜牧的《寄题甘露寺北轩》（《全唐诗》卷523）与卢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写出了甘露寺所处的地势险峻，都是抚今追昔的佳作，不同者在于前者豁达开阔，后者潇洒孤高，唐代北固山上的甘露寺对于诗人的感召力如此之大。

润州南郊招引山有招隐寺，始建于南朝宋景平元年（公元432年），原为隐士戴颙私宅，戴颙去世后，其女舍宅为寺，遂名招隐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约公元619－约公元687年）曾经与友人游览招隐寺并作《陪润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游招隐寺》（《全唐诗》卷78）诗：“共寻招隐寺，初识戴颙家。还依旧泉壑，应改昔云霞。绿竹寒天笋，红蕉腊月花。金绳倘留客，为系日光斜。”后人对此诗评价甚高，如清人纪晓岚认为此诗“妙不甜熟”，并认为是“此唐人骨韵”，³可见纪晓岚对骆宾王所代表的初唐四杰诗风的赞赏。当今的文学史家多认为初唐诗风仍然没有摆脱六朝的脂粉气，浮艳没有风骨，而“四杰”则正是初唐诗风的革新者，是开创盛唐诗风的奠基人。纪晓岚的“不甜熟”之“妙”与体现出来的“唐人骨韵”就是在肯定诗所传递出来的质感与本真。诗中由情入景再因景生情，感情真挚细腻，景色清新自然，先交待寻幽探胜的目的从而追溯了招隐寺的历史背景，进而写出了招隐寺清幽的环境和自己留恋这种意境的心情。

除上述几所寺院外，唐五代时镇江的寺庙还有建于润州城外寿丘山上的慈和寺、因胜寺（唐时明妙喜寺）、罗汉寺、惠安寺、昌国寺、香严寺、法云寺、祗园寺、经山院、普慈寺、天王寺、东大泉寺等等分布于润州各县区。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重点项目“江苏文化史丛书”的前期成果）

（作者为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