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唱天山的镇江歌者
——闻捷诗文集旧版研究三种

滕建锋

　　闻捷是为数不多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镇江人，开展闻捷研究，既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需要，也是镇江地方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本文试图从新文学版本的角度，就闻捷研究作一些粗浅的尝试。
　　一、革命史剧《翻天覆地的人》小谈
　　闻捷是以诗歌闻名于世的，提起闻捷，绝大部分读者第一反应都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实，闻捷也先后涉足过小说、散文、杂文、剧本、歌词等众多文学样式的创作，闻捷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不是诗歌，而是剧本——陕北革命史剧《翻天覆地的人》。
　　根据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印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闻捷专集》，《翻天覆地的人》一书写于1945-1946年间，几年后方才出版。我目前收得两个版本：一是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8月初版。封面红白区分，上部通白，右上标“陕北革命史剧”“闻捷著”字样，中间是一幅木刻版画，是穷苦大众手持钢枪红缨枪英勇抗战的画面，充满抗争的力量感，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下部通红，书名翻白，并有黑体“东北新华书店印行”字样。二是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5月初版。封面元素与1979年版基本相同，只是摆放和处理方法不同，后者封面变成了全幅通红，所有文字全部翻白，版画则移到下半部分，正中加了一个五角星。两版有明显的延续性，1950年版的版权页上注明：“根据东北新华书店一九四九年版翻印”。除了前一版的封面有个馆藏章外，两本书虽然纸张都已发黄，但书页完整，品相都还不错。另外，研究资料显示，此书应该还有1951年华东人民出版社版，却一直未能得见，甚为遗憾。
　　全剧共分九场，故事内容大致是：高迎红一家逃荒到陕北花石川，在任玉良、任玉厚兄弟的帮助下搭棚落户，开荒种地，无奈团总史博平横行乡里，催租要粮，甚至将高迎红投入大牢。然而，这片土地正在起着变化，“共产”的风已经吹来，反抗的情绪日益高涨，最终广大群众在赤卫队任玉厚及红军干部李治民的带领下，攻破史博平的花石寨，分粮分田，翻身做了主人。场景并不复杂，第一场是在花石寨附近三岔路口，第二、三、四、五、六场都在高迎红的家，第七场在团总史博平家，第八场又在三岔路口，第九场在已改成了“花石寨革命委员会”的史博平家。人物姓名颇有意思，如“高迎红”自然有迎接红军的意思，“史博平”则被群众骂为“死剥皮”，为虎作伥的团丁“崔明贵”意思就是“催命鬼”，穷老汉“赵百忍”确实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而作恶多端的民团队长就直接呼为“王老虎”了。在剧中，唱词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环节，大量的情节都是在唱词中完成，有的唱词还在剧中反复出现。如第一场开幕时作为背景从山谷飘来的歌声是这样的：“天上有云呀月不明，地上有山呀路不平；河里有鱼呀水不清，世上有富人杀穷人！”这个歌声在第二场结束、第三场开始时又两次出现，这样的反复咏唱对舞台气氛无疑作了很好的烘托。
　　既是翻印，两个版本在故事情节推进、基本唱腔唱词等方面都没有大的变化，但仔细对照，两者在很多排版和文字细节还是有不少修正和改动的。如1950年版因为新中国已经成立，时间表述上就改为公元纪年，从原来的“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改成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开幕前，人物介绍也有很大不同：前版只是一个名字，后版则对人物有了基本的介绍，如任玉厚是“一个倔强的小伙子，身体高大，前额宽厚，浓眉大眼”，反面人物团丁崔明贵则是“粗胖个子，立眉大眼，一脸横肉”等，虽然也都是从后文摘录，但对读者而言确是一个较好的引导，阅读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从排版上来讲，两版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区别：前版是横排文字，从前往后阅读；后版则改成了竖排文字，从后往前阅读了。
　　二、《天山牧歌》旧版简述
　　1950年3月，闻捷随军进入新疆，任新华社西北总社采访部主任，1952年又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深入接触到新疆少数民族同胞生活的闻捷开始着手写作一系列抒情组诗和叙事诗，如《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果子沟山谣》《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等，后来汇总成诗人的第一部诗集《天山牧歌》，由作家出版社于1956年9月出版。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新疆少数民族新生活的诗集，引起了广泛注目，为闻捷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奠定了闻捷在新中国文坛的地位。
　　在闻捷步入文坛的过程中，《人民文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5年的《人民文学》简直就是“闻捷诗歌年”，12期杂志中有6期刊登有闻捷的诗歌。如3月号首次刊登的组诗《吐鲁番情歌》，（含《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种瓜姑娘》等）；5月号刊登的组诗《博斯腾湖滨》（包括《向导》《猎人》《晚归》《志愿》）；8月号刊登的叙事诗《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11月号刊登的组诗《果子沟山谣》（包括《河边》《追求》《赛马》《爱情》《婚期》《送别》《信》），都收进了《天山牧歌》一书中。
　　《天山牧歌》作家出版社版先后有5个印次，印数达3700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过一次。但无论版次如何变化，诗集的内容并没有发生改变，都是“序诗+六辑诗作”：开篇《序诗》，共收诗作六辑，第一辑组诗《博斯腾湖滨》，第二辑组诗《吐鲁番情歌》，第三辑组诗《果子沟山谣》，第四辑组诗《天山牧歌》，第五辑《散歌》，第六辑叙事诗《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粗略对比就能发现，六辑诗歌中有四辑都曾在1955年的《人民文学》上刊发过，成为这部诗集的主题部分。当然，我们再仔细对照，作者又在这些组诗中增补了一些诗作，如《吐鲁番情歌》组诗中增加了《金色的麦田》《告诉我》《博斯腾湖滨》组诗中增加了《远眺》《宴客》《夜谈》（以组诗《巴彦部落三首》发表于《延河》1956年4月号）、《果子沟山谣》组诗增加了《姑娘》《客》等。
　　综观《天山牧歌》作家出版社5个印本，前三个印次的封面完全相同，粗看是绿油油的一片，仔细看则是满满一篮青翠欲滴的葡萄，书名及作者均为手写体。扉页也都是一样，上部为手写体书名作者，中部是一幅维族青年男女跳舞的速写插图，下部是出版社及出版时间。版权页的信息整体是相对稳定的，页面上部“内容说明”历次均无变化，装帧设计也都是“钟灵”。页面下半部分的内容倒是有些细微的变化：1956年一版一印，印数00001-10000；1957年9月第二次印刷，印数10001-24000；1958年3月第三次印刷，印数24001-27000；都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一版一印的版权页上有“责任编辑陶建基”的字样，之后诸版次均不见。
　　1959年12月的第四次印刷，装帧设计风格大变，最明显的就是封面，深红做底，顶条留白绘深红环纹，下部约五分之一作翻白花纹条幅，书名也改成了宋体印刷，唯独保留了“闻捷”手写署名。扉页没有了插图，所有字体也都改为宋体印刷。版权页上印数为27001-32000册，印刷厂换成了人民日报印刷厂。
　　1962年12月《天山牧歌》第五次印刷，装帧设计再次大变。首先还是封面，白底，左上大部是一幅线描插图，一位维族老人在弹琴，身后两位少女微笑倾听，左下书名虽是手写体，但与前三个印次字样迥异，作者为宋体印刷。扉页与四印相类，但字体却是绿色。版权页变化也很大，除了字体是绿色，页面上部原有的“内容说明”不见了踪影，换成了北京印刷厂印刷，再仔细看的话还会发现作家出版社搬家了：从原来的“北京东西头条胡同四号”变成了“北京朝内大街320号”。封面设计：溪水。插图：程十发。在所有《天山牧歌》的版本中，此版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配有程十发的4幅插图，程十发是我国现当代著名国画家，诗画在此相配可谓珠联璧合。四幅画分别配诗《志愿》《舞会结束以后》《婚期》和《古老的歌》，而封面插图即为《古老的歌》配画的一部分。
　　《天山牧歌》的人民出版社版为1958年9月一版一印，印数0001-2000册。所见为精装布面，封面简洁，上部为一只扭身飞翔的凤凰，下部为宋体书名及作者。在目录之前有一篇“出版说明”，对《天山牧歌》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近几年来，许多诗人、文艺工作者深入祖国的边疆各地，以深挚的热情，写出了相当数量的反映兄弟民族地区现实生活的诗篇。闻捷的《天山牧歌》就是其中较为优秀的一部。”认为“闻捷的诗，不论是简炼的艺术结构，还是生动的形象、富有音乐感的语言，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善于把捉生活中最富色彩和深意的情景，也善于洞察和揭示任务的微妙的内心世界，使诗的形式和内容达到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境界。”确是极高的评价了。文末声明：“本书原有作家出版社于1956年9月出版，现据原版印行。”内容上与作家出版社版没有任何变化。
　　在闻捷纪念馆，我还看到一部港版的《天山牧歌》，封面显示“作家出版社出版，香港中国文史哲出版社重印”，封面设计非常简单，淡黄纹路硬纸为底，上部书名加框，所有文字均为印刷体。内容方面虽然也是六个部分，但与其他版本有很大不同，分别为《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所收实际上就是1955年《人民文学》上所刊登的闻捷诗作，原本作家出版社版中作者增补的那些诗作也不见踪影。目录后还有一篇长达17个页码的鉴赏文章——《闻捷和他的诗》，作者署名“寒山碧”。
　　三、《河西走廊行》两版浅析
　　甘肃河西走廊，过去是一块一穷二白的风沙地带。1958年在当时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河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鼓起冲天干劲，大闹挖渠、植树、治沙、增产、炼钢、写诗等，一心要把这风沙走廊变成塞上江南。这个诗集就是反映和赞美河西人民在大跃进中的奋发精神、崭新面貌，向大自然进军的豪迈气概的。分为九辑，收入短诗八十几首，有的抒情了朱德副主席访问河西，有的热情地刻画了当地人民的雄心和英姿，有的赞美了石油激流和钢铁花开，有的描绘了古寨新景等。
　　此书序文作者是时任中共甘肃张掖地委第一书记安振。资料显示，安振在1955年10月至1960年8月期间任此职务。那仿佛是一个全民写诗的时代，序文起头也是一首诗：“四千会上战鼓响，诗人又把金鼓扬；战鼓一声一声紧，声声催人上战场。”并说明“这是地委四级干部会议给闻捷同志的答赠诗”，因为“1958年9月，正当地委四千会部署大炼钢铁之际，闻捷寄来‘高歌一曲唱河西’一诗”，并说“人们尊称诗人为鼓手”，“那么这本《河西走廊行》又是一堂通天战鼓。”。序文对诗集的内容、情感、情节、语言及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都作出了论述，所论与书内容情调契合度颇高，撇开时代的局限，单从诗评的角度，此序言倒是一定的专业性。
　　在那样一个冒进的时代，受政治上的“左”的干扰，出现了大量违背创作规律和一味紧跟形势的苍白肤浅之作，闻捷也不例外。客观地讲，用今天的视角来看，本书中的很多诗作都难称佳品，充满了大跃进的气息，歌颂大炼钢铁、粮食卫星等方面的诗作随处可见，口号式、呐喊式的语句很多，政治化色彩相当浓厚，诸如“捍卫、红星、斗争、出征、红旗、战斗、大军”等此类政治性的话语，甚至战争式的措辞到处可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拿数十年后的眼光去审视当时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创作，这本身就是一种苛求。况且，即使从文学价值来看，此书亦多有长处。如诗歌语言就非常简洁明快，句式清晰明了，多肯定句、感叹句及问答句式，韵律鲜明，读之自然产生一种生动、热烈的效果。从意象上来讲，群山、长城、巨龙、雄鹰等等，都极富有昂扬雄壮色彩，再加上各种夸张和铺排，渲染营造出宏大激烈的“历史感”，也为诗歌赋予了很强的想象张力。另外，从个人阅读感受上来讲，在“敦煌新八景”“祁连山歌”等后几辑中，有大量景色的描绘、历史的抒怀、爱情的刻画等，就都相当优美而亲切。
　　另外，在正文87首诗之外，本书还有一篇《献辞》，诗人表达了献身党和祖国的激情，我格外推荐前面的三节，因为诗人那一份有浓厚的家乡情感——“我生活在河西走廊，/如同生活在江南的家乡；/祖国的任何地方呵，/在我心上都有同等重量。/我爱蓝色的疏勒河，/像爱翻腾白浪的扬子江；/我爱积雪的祁连山，/像爱大茅山金色的霞光。/我爱勇敢的河西人，/像爱远在万里外的同乡；/人们的口音不相同，/心地都一样淳朴又善良。”

（作者为镇江日报社周刊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