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仲雍奔吴”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精神启迪

彭　义

　　【摘　要】　殷末吴太伯、仲雍在南奔、让王的过程中，注重施政为公、文化包融，并作出了重要的抉择，对于上古的历史文化走向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当今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启迪。
　　【关键词】　太伯　仲雍　施政为公　文化包融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

　　殷商末年吴太伯、仲雍南奔，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中原王朝的兴替上讲，它促使周朝的君位由古公亶父（即周太王）经由季历（又称王季）传给周文王姬昌，从而推动了周朝的崛起和商朝的灭亡；从文化的角度讲，它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自的文明存在相互融合，并发生衍化，并最终形成了在春秋时期崭露头角的吴国文化。在这个事件的进程中，太伯和仲雍个人对于国家、社会、地域文化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事物和事件，作出了重大抉择，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对于我们进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以下多个方面的精神启迪：施政为公的政治情怀、不慕荣利的清廉作风、和而不同的融合意识和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
　　1.太伯仲雍让王与施政为公的政治情怀
　　吴太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从成周西岐南奔到长江流域的“荆蛮”地区？从《史记》中的《周本纪》《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来看，基本的看法都是：古公亶父认为季历之子姬昌是“圣子”，希望通过季历将君位传给姬昌，因此太伯、仲雍尽管在继承次序上优先于季历，但还是放弃了继承权，因此逃到南方，表示退让之意。但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种退让呢？是一种纯出于个人品行高尚，不屑于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采取的自然回应呢，还是基于一种成熟的政治考量之后作出的决定呢？这里试作分析。
　　姬昌的“圣”体现在哪里？史书上有两种解释。《史记·周本纪》讲的是季历生姬昌时“有圣瑞”，《史记正义》进而引《尚书帝命验》解释说，这个“圣瑞”是说在某年的季秋，曾有红鸟衔丹书停在姬昌的门上，写着“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等90余字的一篇短文。这无疑是汉以后谶纬家的学说，这篇“丹书”中的用语也不太可能是商朝末年的文章，因此显非史实。另一种说法是说姬昌有“圣德”。《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史记正义》引江熙的解释说：“太伯少弟季历生文王昌，有圣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传国於季历”。认为姬昌自幼即有超乎常人的德行，受到古公亶父和太伯本人的认可。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常理，而且类似的事情后代也曾发生，比如明成祖朱棣因为喜爱“好圣孙”朱瞻基而立朱高炽为太子，清康熙帝因为喜爱皇孙弘历而立雍亲王胤禛为皇位的继承人。
　　而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势来看，周国所亟需的，正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足以使国家富强的杰出人物。《诗·鲁颂·閟宫》中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说从古公亶父（周太王）就已经开始了兴周灭商大业，但据实而论，古公亶父虽然德行高尚，受人爱戴，但实力并不十分强大，甚至还曾深受游牧民族的骚扰，被迫从豳地迁徙到岐山之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史记·周本纪》）此后虽然豳民归附，制度始立，但在姬昌之前，周并不是一个足以跟殷商抗衡的政治势力，《古本竹书纪年》说季历甚至被纣王之父文丁所杀。而姬昌继位之后，才逐步强大，先是成为诸侯中的首领，号称“西伯”，最终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局面，为武王灭商作好准备。古公亶父非常准确地预见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可见在古公亶父心目中，姬昌的才德不仅在季历之上，而且也在太伯和仲雍之上，是最有可能使周国强盛的人，太伯、仲雍对此也无异议。
　　因此，吴太伯的让，是由于认可古公亶父关于传位给季历、姬昌可以使周国兴盛的观点，是一种理智的选择，而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清高廉洁的个人品格或者声誉。这同传说中许由辞让尧的帝位、后世季札辞让吴国君位是不相同的。许由完全不考虑帝尧同自己的能力对比，季札所让的几名兄弟子侄，才德均不及他。因此他们的让位，更多的是出于自己清高狷介、不慕荣利的品格；而吴太伯的让位，则是作为政治家审时度势、深思熟虑之后的重大抉择，这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是故……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认为如果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季札不该将君位让给自己的兄弟子侄。个人的荣辱、得失、名利，都应当放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后。因此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而言，是选择辞让某种地位、权力、待遇，抑或勇于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应当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定，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林则徐的那句名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说的正是这样一种态度。
　　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以代表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为己任，对于职务、权力和名誉的态度，更是应当视党和国家的事业之所需、视人民利益之所需而作出抉择，而不应当从个人的利益需求或主观好恶出发，因此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我们的建国、建军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无数不计个人得失、勇挑重担的先进事例，也涌现出大量不贪图个人权位、辞勋让爵的事例，前者如彭德怀多次临危受命、攻坚克难，后者如粟裕、许光达辞让军衔待遇，这些事迹，至今令人称颂，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文化中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同太伯、仲雍奔吴的历史事迹有着内在精神上的契合。相反，如果不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不管是片面强调个人的清高而辞让名位，还是片面追逐个人利益而争取名位，都是不可取的。
　　2.太伯、仲雍断发文身与文化包融意识
　　《史记·周本纪》说太伯、虞仲南奔之后“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吴太伯世家》说他们“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吴越春秋》则说他们“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短短十来个字，却体现出了太伯、虞仲这种变易服色、改易习惯时的坚毅果决，以及他们对于这种异域文化的包融态度。
　　文化讲究民族性、传承性，讲究自身的独特性。对于特定的族群来说，由先代传下来的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等，就成为辨别身份、区分族群的依据。现代国学大师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中夏之文明，首以冠裳衣服为重。而南北之别，声教之暨，胥于衣裳觇之。”明确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服饰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足以作为一个外在的表征，以标识南北文化之区分、教化水平之高下。当时中原地区的服饰装扮，最初像《韩非子·五蠹》所说：“鸟兽之皮足衣也。”后来随着农耕文明和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染五色、施文绣的风格。《尚书·益稷》中说：“予欲观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郑玄对此解释说：“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饰祭服。凡画者为绘，刺者为绣。此绣与绘各有六，衣用绘，裳用绣。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绘于衣，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于裳。诸侯九章，自山龙以下；伯七章，自华虫以下；子男五章，自藻火以下；卿大夫三章，自粉米以下。尊者绘衣，卑者不绘衣。”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合乎历史真实，但是具有代表性。
　　而吴地的服饰装扮，则同中原风尚大异其趣。《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左传·哀公七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论衡?书虚篇》：“禹时吴为裸国，断发纹身。”《孔丛子·刑论》：“孔子曰：夫吴越之俗，男女无别，同川而浴，民轻相犯。故其刑重而大胜，由无礼也。”《战国策·赵策二》：“披发文身，错臂左衿，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吴越春秋》：“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可见在上古时代，南方的吴、越诸国同中原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断发文身”“雕题交趾”“裸以为饰”是吴国服饰装扮的主要特色。而镇江丹徒背山顶吴墓出土的青铜鸠杖镦部的跪坐铜人、悬鼓环座的四面跪坐铜人，也证明了这些特征。
　　这种外在的差异，使人们产生了心理上的隔阂。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将服饰的差异视为区分族群的标识，并且对于中原服饰变为少数民族服饰的可能性持否定态度。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更是表明自己只接受异族文化向中原文化的转变，而不接受中原文化向异族文化的转变。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朝臣公子成、赵文认为这种做法是“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武灵王以君上之尊，亲自垂范，并且反复申说，极力敦促，才使胡服令顺利施行。而对于吴国，中原诸国虽然也承认其与周室周宗的血统，但由于王号和风俗上的差异，却一直将他们视为夷狄。因此当吴王夫差参加黄池之会，《左传·哀公十三年》中赵鞅说“夷德轻”。《穀梁传·哀公十四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而《穀梁传·哀公十四年》还出现过孔子直斥夫差对中原服饰缺乏了解的话：“吴王夫差曰：‘好冠来！’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赵鞅是晋之贤臣，孔子为当世儒宗，他们尚且视吴国为夷狄，遑论他人？
　　然而早在周朝建立之前的太伯、仲雍，却以“断发文身”的实际行动，体现出他们并没有对吴俗产生抵触心理。从史书的表述上看，他们“断发文身”本来只是为了表示自己不再是中原人，因此不应该继承周国的君位。但是如果仅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那么当古公亶父逝世、季历继位之后，他们完全可以恢复中原地区的服饰，不必让自己乃至自己的后代全都“服夷狄之服”“变于夷”了。尤其是按照《吴越春秋》的记载，“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他们在达到“让王”的目的后，曾经回到周国，但是之后又重新返回吴地，并继续保持夷服，直到子孙后代。这其中当然有气候的原因，因为按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从商朝至西周末年，以及东周的春秋时期，中国气候整体比较温暖湿润，华北平原基本属于亚热带，长江流域的温度自然更高，因此吴地居民裸形以避暑热，断发以免草木缠绕，文身以避虫蛇，正是合理的生活方式。但即便如此，作为比孔子、赵鞅早数百年的周国贵族，太伯、仲雍能够充分尊重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但在尊重、融入异质文化的同时，太伯、仲雍又能保持对自身血统、理念的坚持，那就是自己作为周国的一分子，这种荣誉感从未丧失。因此很多年过去了，吴国对内有过夺位之争，对外有过伐楚、伐越、攻齐之战，并在阖庐、夫差时期同晋国争夺霸业，但是“于周室我为长”的观念，直到吴国覆灭前的夫差时期，仍然被牢记不忘，而这无疑是一颗亲近中原文化、向往中原文明的种子。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其内部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多样化的。从民族因素来说，各民族在语言、服饰、节日、风俗等方面往往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宗教因素来说，我国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均有大量的信众，各种宗教还会分成若干个不同的教派，因此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此外，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国家打开国门，放开眼界，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了解、学习、吸收到来自中国和西方各个时代、不同来源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并自然而然地受到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的各种事件、各种问题，都往往会产生差异化的观点，这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一方面具有文化包融意识，尊重人民内部一直存在着的文化差异，兼容并包，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激励和鼓舞；另一方面也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前进的方向，树立核心价值观，使民族自信和自我修复能力发挥到极致，从而有效调动起全社会的力量，共同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而奋斗。
　　可见，太伯、仲雍奔吴，其背后所包含的精神内涵极为丰富，作为江苏本地的传统文化财富，它不仅是江苏人民应当引以为豪的历史荣耀，也为当代人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其“施政为公”的政治理念、“兼容并包”的文化包融意识，更是为党内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民族文化基因！如果说，《儒林外史》中虞博士、杜少卿等一群封建士大夫尚且能够将祭祀太伯当作激扬社会风气的重要举措，那么当今时代的执政者，无疑更应当向广大党员干部、向广大社会群众宣传、弘扬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当代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化建设服务。
　　此外，尽管太伯、仲雍南奔让王的时候周国还只是一个小国，君主在物质生活方面的特权可能还不是非常明显，但同南方的荆蛮、勾吴等地相比，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发展水平毕竟要更高，社会组织毕竟更加完善，受殷商的影响也会更多。而南奔勾吴必然意味着一个中原国家的贵族放弃个人享受、放度既有的尊荣，去重新开辟一个新天地。而这个新天地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毕竟太伯、仲雍当时还不是中央王朝的使者，而只是一个弱小的中原国家的贵族。因此他在勾吴所面对的，可能会有来自当地土著的好奇和一时的仰慕，但并不必然会带来人民的归附和顺从。但太伯、仲雍以自己的能力和德行，使当地居民“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并建立了一座“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的城来抵御军事侵扰，“数年之间，民人殷富”。这样一种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建设能力，当然是个人的作用，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种施政为公的政治理念和对当地文化的包融意识，要得到人民的归附、实现吴地的繁荣，也是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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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汉）王充，刘盼遂：论衡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5]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年01期
　　[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R]，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015/ c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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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