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之学”终究当称 “文心学”为妥
            ——兼答吴中胜《“<文心雕龙>学”还是简称“龙学”好》
                      李金坤


摘 要：“《文心雕龙》之学”与“诗经学”、“楚辞学”、“唐诗学”、“宋词学”、“红学”等专门之学一样，已成为一门与时俱进之显学。然而，学界多称“《文心雕龙》之学”为“龙学”。然而，就《文心雕龙》综合情况观之，当称“文心学”为妥。其理由有四：一是称“《文心雕龙》之学”为“龙学”，很容易与中华图腾“龙”的专门之学“龙学”相混淆；二是刘勰与萧统关系密切，刘勰曾参与《文选》的编选，《文心雕龙》与《文选》所涉及的选文篇目大多相同，两人选文标准与文学观念也颇为相似。因此，“文心学”与“文选学”之对应自为契合，而“龙学”与“文选学”则不相对应；三是“龙学”之名未能彰显出《文心雕龙》书名之主要精神。四、刘勰自己早已认定《文心》是《文心雕龙》的简称。故命名“文心学”，则理所当然而天经地义。吴中胜教授对拙文予以质疑，仅此一家之言，不能推翻拙文原来之观点。笔者依然认为：“《文心雕龙》之学”终究当称 “文心学”为妥。

关键词：《文心雕龙》 龙学   文心学  文选学  吴中胜  兼答

作者简介：李金坤（1953—），男，江苏金坛人，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研究。

    与“诗经学”、“楚辞学”（或“屈学”）、“唐诗学”、“宋词学”、“红学”等专门之学一样，《文心雕龙》研究亦已成为一门与时俱进、欣欣向荣的专门之学，它是以我国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评论专著《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文心雕龙》的现代科学研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最早当推刘师培、黄侃在北京大学的讲授，时至今日，已经发展成为影响甚大的研究学科。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心雕龙》百年研究史中，已发表论文6000余篇，专著350余部，数量之巨，成果之丰，令人惊叹。自1983年成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以来，编辑出版了学术刊物《文心雕龙学刊》（后改为《文心雕龙研究》），成功举办十余次年会暨国际（内）学术研讨会。无论从研究组织、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态势、研究成果来看，《文心雕龙》研究之专门学科，已经成为令人瞩目与惊羡的“显学”之一。然而，现在学界对于“《文心雕龙》之学”较为通行的名称则是“龙学”，如“龙学成果”，“龙学百年史”，“龙学名家”，“龙学泰斗”、《龙学档案》等。其实，如此名称是甚为不妥的。窃以为当称“文心学”较为允当。其理由如次。

一、“龙学”与华夏龙图腾之“龙学”相混淆

    众所周知，华夏民族是一个崇尚龙图腾的伟大民族，中华儿女都是龙的子孙。龙的文化精神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从与皇帝有关的龙袍、龙椅、龙床、龙子、龙孙，到人名的广泛使用，如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龙、中华武王李小龙、大元帅贺龙、著名演员成龙等。而民间的舞龙灯文娱活动、二月二龙抬头节俗等历经千年而不衰。至于“叶公好龙”、“画龙点睛”、“龙腾虎跃”、“龙凤呈祥”等成语文化则更是不胜枚举而流布众口。中国龙是古人结合了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雾、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至今约有八千余年历史。作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参与者和见证物，中国龙的精神就是团结凝聚的精神；同时，龙又是水神，普降甘霖、司水理水是龙的天职。因此，龙的精神，也就是造福人类的精神。进入现代社会后，龙逐渐由神物演变为吉祥物，作为吉祥物，龙又具有腾飞、振奋、开拓、变化等寓意。因此，龙的精神，更是一种奋发开拓精神的体现。龙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一个图章，一个徽记。因此，对于如此悠久、丰富、广泛的中国龙文化之研究，自然也就形成了一门专门之学——“龙学”。这方面已有许多出色的研究成果，如庞进的《中国龙文化》（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刘树成的《大众龙学》（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等。此外，宋龙图阁直学士亦简称为“龙学”。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宣和以前直学士、直阁,同为称,未之有别也,末年陈亨伯为发运使,以捕方贼功,进直学士,佞之者恶其下同直阁,遂称龙学,于是例以为称。而显谟阁直学士、徽猷阁直学士欲效之,而难于称谟学、猷学,乃易为阁学。”［1］《宋史•职官志二》:“(龙图阁)直学士,景德四年置,以杜镐为之,班在枢密直学士下。祥符六年,诏结衔在本官之上”。［2］很显然，此之“中华龙之学”与彼之“《文心雕龙》之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专门之学。虽然，在“《文心雕龙》之学”研究界人们已习惯于“龙学”之名称，但于此学界之外，人们就于此两种“龙学”是非莫辨矣。故两者皆称“龙学”，难免不产生歧义而引起混淆也。“《文心雕龙》之学”研究成果不能老是束于象牙塔而自我欣赏，最终是要面向社会大众，古为今用，为现代文艺建设服务的。所以，为便于“《文心雕龙》之学”研究者之外的更多的人不对“龙学”产生歧义，自然还是以“文心学”命名为妥。

二、“文心学”与“文选学”名称相契

    以照明太子萧统领衔编撰的我国第一部诗文选集《文选》问世以来，历代学者研究不辍、成果丰硕，遂形成了一种专门之学——“文选学”。《新唐书•文艺传中•李邕》云：“（李善）为《文选注》……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3］唐•刘肃《大唐新语•著述》云“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4］ “文选学”之名由此而沿用至今。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骆鸿凯的《文选学》。本书第一次从理论上对《文选》加以系统、全面的评介，对《文选》的纂集、义例、源流、体式等都作了专门研究，对后人产生了较大影响，故学界遂有“新选学”开山之作的美誉。2007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选学研究》论文集。此集比较集中地反映出近期文选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表明文选学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正日益为世人所重视。该集内容包括：关于《文选》研究的几个问题；《文选》的主要编纂者刘孝绰考论；萧该生平及其《文选》研究考述等。因此，“文选学”在学界已形成共识而广泛引用。有时，“文选学”也简称为“选学”，后者省一“文”字，然两者之间却不会产生异议，因为都十分切合《文选》专门之学的含义。
    鉴于刘勰与萧统都是同时代的京口（即今镇江市）人，刘勰曾任宫中通事舍人，刘勰与萧统既具主从关系、文友关系，又具知音赏识关系，［5］而且刘勰直接参与了萧统主编的《文选》的编选事宜，《文心雕龙》与《文选》所涉及的前贤文章篇目大多相同，二书在“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6］的选文标准方面，亦有不少相似之处。既然“《文选》之学”可称之为“文选学”，那么“《文心雕龙》之学”自然亦可称之为“文心学”，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同时，“文心学”可避免与“龙学”名称的混淆之弊。“文心学”与“文选学”两者专门之学的名称十分契合对应。顺利成章的“文心学”妥帖如此，何乐不为耶？而 “龙学”与“文选学”之名，两者之间是颇为悖离而尴尬的。

三、“龙学”未显《文心雕龙》之主旨精神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正确理解《文心雕龙》书名的内涵。书名由“文心”与“雕龙”二词组成，对于“文心雕龙”这个词组，从其组词结构来看，究竟是属于何种形式呢？就目前所见研究《文心雕龙》书名意蕴的数十篇论文观之，大致有“主从关系”与“并列关系”二说。
    先看“主从关系”说。 这方面以李庆甲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刘勰所说的“‘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是探讨文章写作的用心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即论述文学创作的原理之谓。“文心”一词提示了全书的内容要点，在书名中处于中心位置。“雕龙”一词出典于战国时代的驺奭，所谓“雕镂龙文”，本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形容其文采富丽，另一个是极言其功夫精深细致。刘勰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运用这个典故的，他在书名中所说的“雕龙”，主要吸取了后一层意思，用以说明自己这部书是怎么样地“言为文之用心”的。这就是说，“雕龙”二字在书名中处于从属位置，它为说明中心词“文心”服务。如果串讲，“文心雕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用雕镂龙文那样精细的功夫去分析文章写作的用心。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心雕龙》的书名翻译为现代汉语则是：《文术精说》。统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确实当之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名实完全相符。［7］ 滕福海在《〈文心雕龙〉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一文中也认为，“文心”提示了全书内容的要点，“雕龙”标明了该书形式的特点。“文心雕龙”就是以雕镂龙文般华丽的文句和精美的结构，去论说文章理论的根本性问题。因此，该书书名可翻译为：华美地阐述为文之用心；或者径译成：美谈文章精义。［8］
    再看“并列关系”说。这方面以周勋初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文心雕龙》这一书名，刘勰在《序志》的开头就解释得很清楚。文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前后两层意思分得很清楚。前言‘文心’，乃‘言为文之用心’；后言‘雕龙’，乃因自古以来之文章以雕缛成体。这就是说，他在撰述之时，是分别从构思与美文两方面着手而进行探讨的。 这是魏晋南北朝人共同的做法，亦即反映了这一时代一些杰出学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刘勰本来就是分别从构思与美文两个方面着眼进行考察的。《文心雕龙》这种标题方式，采取的是骈文的标准格式，根据时人的文学观念，对举成文，这与现代人取书名时的思维方式大异其趣，自然难被信奉现代文学理论的当代学者所接受。” ［9］
    笔者倾向于李文“主从关系”的观点，因为《文心雕龙》全书的重心则在“文心”，即全面论述各种文体写作之用心的主要问题，而“雕龙”只是保证全面、深入而雅致优美地论述好“文心”内容的理想手段。如果说“文心”是《文心雕龙》的主体内容的话，那么，“雕龙”则是《文心雕龙》的表现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至于周文的所谓“从构思与美文两个方面着眼进行考察的”说法，将“文心”与“雕龙”人为地分成两个层面，其实是欠妥的。而实际上，刘勰的“美文”说到底都是为了彰显“构思”的。换言之，也即“雕龙”为“文心”服务的。至于周文所说的“《文心雕龙》这种标题方式，采取的是骈文的标准格式，根据时人的文学观念，对举成文”，如此解释也是不严密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绝顶优美的骈文名著，但就《文心雕龙》书名本身的组词结构而言，实在算不上“对举成文”的“骈文的标准格式”。试看，“文心”，是偏正结构；“雕龙”，是动宾结构。前后两词焉能“对举成文”？更谈不上是“骈文的标准格式”了。

四、刘勰早已认定《文心》乃《文心雕龙》之简称

    刘勰《文心雕龙》在其具有总序作用的殿军之作《序志》篇开宗明义即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所谓“文心”，就是讲作文的用心。也就是说刘勰撰写《文心雕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讲如何进行文章写作的。刘勰从前贤著作《琴心》、《巧心》受到启发，精选出“文心”一词，认为甚切全书旨意，“所以用它来做书名。” ［10］如果说刘勰于此论析的“文心”之说尚不够鲜明突出的话，那么，在《序志》篇的第四节，刘勰通过对《文心雕龙》的创作方法与原理、全书纲目与结构、文体名称与流变、理论体系与功用等方面的精当论述之后，更是确定了《文心》即可指代《文心雕龙》的无以变更的重要地位与意义了。其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于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鲜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很显然，“《文心》之作”，必为《文心雕龙》无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序志》篇末“赞曰”中的最后两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八个字，颇有值得玩味之处。其意思是说，《文心雕龙》这部著作如果真的全面而深入地体现了我论述关于如何做文章之用心的话，那么，我的心愿也就在《文心雕龙》此著中得以实现了。其“文果载心”，简而言之，岂不就是“文心”之谓吗？既然刘勰自己已经认可《文心》即指代《文心雕龙》，那么，我们称其“《文心雕龙》之学”为“文心学”，岂非天经地义而理所当然者也欤？
    此外，翻检《文心雕龙》全书，涉及“文”与“心”的字不胜枚举。仅就“心”字统计而言，全书就有一百多个。而“文”与“心”对应之用的句子也有不少。如《哀吊》第十三篇云：“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丽辞》第三十五云：“夫心生文辞”；《隐秀》第四十：“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养气》第四十二云：“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附会》第四十三云：“心敏而辞当也”，等等。由此可见，“文”、“心”二字出现频率之高与关系之切，是十分鲜明而突出的。它与“文心学”的构成，自然具有内在因素的关联作用。对此，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平时，我们时常可见一些学术著作称之为“文心雕龙学”的，如：《文心雕龙学综览》编委会 编纂《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戚良德著《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耿素丽著《文心雕龙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万奇的论文《文心雕龙学在内蒙古（1978—2008）》（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等。“文心雕龙学”之称，准确性是毫无疑问的，但其简洁性、凝练性与鲜明性，却不如“文心学”妥帖。
    要之，“《文心雕龙》之学”称为“文心学”，则优于“文心雕龙学”，而“文心雕龙学”则又优于“龙学”。而更重要者，“文心学”之称甚为切合《文心雕龙》全书之主旨精神。倘若彦和先生九泉幽灵有知，当会颔首点赞“文心学”之称的吧。
    由上四点观之，“《文心雕龙》之学”称为“文心学”，则优于“文心雕龙学”，更优于“龙学”。 “文心学”堪称为《文心雕龙》全书主旨精神的最契合、最精美的能指体现。还是刘勰故乡镇江人深解“文心”味，“文心讲堂”、“文心影院”、《文心》刊物等文化设施与媒介，都一律堂堂正正地冠以亲切、温馨而庄重的“文心”二字，委实是明智之举。此外，十分凑巧的是，由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中国文选学资料中心编辑出版30余期的《文心学林》刊物，亦已堂堂正正冠以“文心”二字。此刊之名，颇耐寻味。既可理解为“文心学”之“林”，又可解读为“文心”之“学林”。无论哪种解析，其“文心”始终是关键核心词。倘若彦和先生九泉有知，当会颔首点赞“文心”之冠名与“文心学”之称的吧。
    行文至此，笔者再来回答吴中胜教授《“<文心雕龙>学”还是简称“龙学”好》一文（下称“吴文”）［11］对拙文《“<文心雕龙>之学”应当称为“文心学”的几点理由》质疑的几个问题，亦就较为简单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拙文是提交去年8月在昆明云南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大概是考虑到拙文提出的问题较为新颖且具有学术争鸣的价值，学会领导便特意安排我作大会发言。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大会如此安排，体现了“学术争鸣”、“百花开放”的精神，其美意是毋庸置疑的。除了当时在会议上有一二同仁提出不同意见外，并未出现如吴文所说的多含贬义的“学者哗然”现象。相反，倒是在会下我听到了部分友人的称美之声。一贯治学严谨、践行朴学的澳门大学著名学者、《文心雕龙》专家邓国光先生则力挺拙文观点，认为拙文是此次大会难得的有思想、有实学、有问题意识、有学术担当精神的好文章。他还告诉我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首任会长张光年先生等前辈学者都曾在相关场合认为“《文心雕龙》之学”称“龙学”欠妥，希望学界能对“《文心雕龙》之学”的命名问题进行研究。颇有知音之遇，对我鼓舞很大。既然吴文对拙文提出质疑，正好促使我对《文心雕龙》文本再次进行深度细读与探研，对原来之拙文重新进行思考，拓展思路，增强论据，充实观点，以成一家之言。这是件大好事，理当谢谢吴文的质疑。
    下面谨就吴文质疑的几个问题，依次一一回答之。
    其一、吴文说：“大家已经耳熟口顺的一门学科竟然要改名换姓，此论一出，学者哗然。”不错，“龙学”之称的确已经“耳熟口顺”。按照吴文所说的“大家已经耳熟口顺的”东西就不能更改，谁改谁就要遭遇“哗然”、备受鄙视的尴尬境地。如此言说，当是不合逻辑推理的。众所周知，《战国策》有一篇《触龙说赵太后》的著名故事。可是。在七十年代之前的千百年中，人们却一直“耳熟口顺”地听着、说着、写着《触詟说赵太后》，直到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才暴露了庐山真面目：竹帛所书者明明白白就是“触龙言赵太后”，于是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我国古代的书写习惯是竖写的。由于书写时“龙”与“言”上下两个字靠得太近，人们就误以为是上下结构的“詟”字了。如此，则将本来的“触龙”以讹传讹为“触詟”了。事实澄清，“触詟”销声，“触龙”重生，从此我们见到本真的《触龙说赵太后》。“龙学”百年的“耳熟口顺”比起“触詟”的千年“耳熟口顺”来，委实是小巫见大巫而不可同日而语的现象。由此可见，任何事情都不能以所谓“大家已经耳熟口顺的”东西就不可“改名换姓”，最终还是要尊重史实之本真。应像“触龙”取代“触詟”那样，用事实说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不能不顾事实，仅以“耳熟口顺”来作为不可“改名换姓”的根本条件，这实在是靠不住的逻辑推理。
    其二、关于“前两条不是指向事情本身，也不是讨论‘名’是否符‘实’的问题，因此不足以成为理由。”“前两条”即指拙文所论“《文心雕龙》之学”与“中华龙之学”皆称“龙学”易产生混淆及“龙学”之名无以对应于“文选学”这两条理由。吴文所谓“前两条不是指向事情本身”，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虽说“中华之龙”之“龙学”与“文选学”不是指向事情本身，但二者所论都涉及到了《文心雕龙》本身，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论证与辨析，怎么能够一概说成“不是指向事情本身”呢？至于“也不是讨论‘名’是否符‘实’的问题”，那就更不对了。“前两条”就是围绕着“文心学”之“名”是否符合《文心雕龙》本身之“实”的问题论述的，全文皆如此。所不同的是，在论述“‘龙学’之名未能体现出《文心雕龙》书名之主要精神”的“龙学”称名不妥的第三个原因时，更是结合《文心雕龙》之“实”来集中阐论与“龙学”之“名”相悖离的问题罢了。因此，吴文所谓的“前两条”“不足以成为理由”，亦就无以自立矣。有必要指出的是，拙文原来所说的“龙学”，只是指专门研究“中华龙”之专门学问，所以才认为“中华龙之学”与彼之“《文心雕龙》之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专门之学。故两者皆称“龙学”，自然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混淆。譬如社会上出现的“龙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龙学讲坛”等。其实这些机构与论坛，其主要职责就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道德教育，与“《文心雕龙》之学”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而吴文则说“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现在通行的叫法是‘中国学’，或曰‘汉学’，而不叫‘龙学’”。这里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拙文原来没有说“中华文化的学问”即指“龙学”，而是专指研究“中华之龙”的专门之学“龙学”。正因为吴文将拙文“中华龙之学”的外延扩大到了 “中国学”或“汉学”，所以，吴文才认为“与‘《文心雕龙》学’是井水不犯河水，并不存在冲突的问题。”吴文误解如此，不能不辨。
    吴文认为，“至于说‘《文心雕龙》学’的命名要与‘文选学’对应，‘理由’更是牵强”。因为拙文的观点十分鲜明，就是要将“《文心雕龙》之学”命名为“文心学”。，为此，拙文便从刘勰与萧统的亲密关系、刘勰参与《文选》编撰、《文心雕龙》与《文选》在篇目大多相同、文学观念相似等诸方面考析，来论证 “文心学”与“文选学”对应契合的几条理由。如此情理俱在、论证清晰之“理由”，又怎么会“更是牵强”呢？“文心学”与“文选学”名称的默契呼应，是《文心雕龙》与《文选》这两部巨著原本就天然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的。拙文只不过做了点考察、梳理与整合的工作而已。殊不知，“文心学”与“文选学”的自然对应现象，不是谁随随便便就能“牵强”出来的。吴文为了例证拙文“文心学”不能对应“文选学”的问题，还特意列举了题人名的例子。他说：“就像人的名字，哪怕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他（她）们的名字可以各有千秋，何必一一对应呢？”此例之举，本身就甚为不妥，因为大多多家庭中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基本都是排名对应的。例如有一家兄妹四人，前两个是男的，后两个是女的，四人均以金字以次排名为：金根，银根，金花，银花。这能兄妹四人的名字不对应吗？至于孔子家谱中每代子孙的排名更是严格规整、一丝不乱，对应极为明显。当然也有像吴文所说的那样“各有千秋”，但也不见得不存在名字虽然有异而文化内涵有对应的情况。如同父同母的兄妹两人，哥哥叫春龙，妹妹叫银凤，名字虽不对应，也没排名，但就中国传统文化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儿女成为杰出人才的心愿而言，其文化精神却是相对应而一致的。
    其三、吴文认为，“‘龙学’恰恰最精准地表达了《文心雕龙》全书的精神实质”，所以他认为“最值得认真分析”，故所用篇幅占了全文的大半。吴文是“分两点来说这个问题”的。
    一是他认为“‘文心’和‘雕龙’两个词的关系应是辩证统一、相互相成关系，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并列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为了强调“并列关系”，吴文列举《文心雕龙•情采篇》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又云：“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前一段引文中，刘勰恰恰是强调了“质”胜于“文”的关系问题。这从“文附质”与“质待文”中的“附”、“待”二字，便可窥探其个中消息。“附”，即附于、附着的意思。“待”，即等待、等着的意思。这“附”与“待”的主体就是“质”。若无“质”，何“附”、“待”之有耶？而后一段引文中“情”、“理”与“文”、“辞”之关系也显然是主从关系。刘勰说得明明白白：“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理在先，文辞在后，这前后关系显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主从关系。周振甫先生说得好：“情指情理，所以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就是情理是经，文辞是纬，情理是主，文辞是次。”（《文心雕龙•情采篇》今译）吴文举例未能验证“文心”与“雕龙”的并列关系，反倒为拙文所论“文心”与“雕龙”是主从关系论点增添了论据。再从“文心”与“雕龙”两个词的组词结构关系察之，吴文的“并列关系”说便不攻自破矣。先看“文心”，这是偏正结构；次看“雕龙”，这是动宾结构。组词结构不同，作为偏正结构的“文心”与作为动宾结构的“雕龙”怎么能成为并列关系呢？可见，“文心”与“雕龙”之间并非并列关系。
    二是他认为“《文心雕龙》有龙的精神气质……用‘龙学’比‘文心学’更符合《文心雕龙》的精神气质。”接着就列举了《原道篇》、《神思篇》中能体现宇宙意识与富于气势的一些句子，如“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等。《文心雕龙》全书有50篇，仅举两篇中的几句，怎能代表“《文心雕龙》有龙的精神气质”呢？笔者逐句翻检《文心雕龙》全书，“龙”字凡6见（《原道》第一：“龙凤以藻绘呈瑞”；《辨骚》第五：“托云龙”；《哀吊》第十三：“驾龙乘云”；《时序》第四十五：“驭飞龙于天衢”；《序志》第五十：“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吉甫士龙之辈”。）。吴文凭此来认定“《文心雕龙》有龙的精神气质”，显然是以偏概全、不足道也。
     其四、最后吴文认为：“从中国人命名的一般习惯来说，取名就要取一个响亮的、吉祥的名字。‘文心学’太学理化，文绉绉的，没有气势，‘龙学’既简洁又响亮，有一股气势在。”人取名与专门之学命名是两回事，它们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可以根据父母希望与家庭文化背景，来取“一个响亮的、吉祥的名字”，尽管这个孩子以后成龙或成虫皆为未知；而专门之学命名就必须依据命名对象的实际情况而定，完全让事实说话，绝对不是心血来潮想起一个“响亮的、吉祥的名字”就行的。至于“‘文心学’太学理化，文绉绉的，没有气势”，笔者不禁要问，《文心雕龙》本身就是一部极为雅美之骈文著作，可谓雕缋满眼，文采风流。若论“文绉绉的”，《文心雕龙》才是地地道道 “文绉绉的”典型代表。就算“文心学”是“文绉绉的”，那不是正好与惊艳绝代之《文心雕龙》名实相副吗？再说“文心学”完全由《文心雕龙》抽绎而出，切实稳当，质朴大方，学理谨严，意蕴丰厚，怎么就“太学理化”了呢？还有，就“气势”观之，“文心学”较之“龙学”来，的确 “没有气势”。然而，可以令“文心学”之命名自豪与安慰的是：她来自于《文心雕龙》，而又统摄于《文心雕龙》，切实切要，切情切理。如此足矣！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之学”当称“文心学”为妥。理由有四：一是“《文心雕龙》之学”称之为“龙学”，很容易与中华图腾“龙”的专门之学“龙学”相混淆；二是刘勰与萧统关系密切，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京口人，刘勰曾参与萧统主编的《文选》的编选，《文心雕龙》与《文选》所涉及的选文篇目大多相同，他们两人的选文标准与文艺观等，都有许多吻合之处。故“文心学”与“文选学”的对应契合，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而“龙学”与“文选学”则显然不相对应而悖离尴尬；三是“龙学”之名未能彰显出《文心雕龙》之主要精神。四、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早已认定《文心》是《文心雕龙》的简称。故而称名“文心学”，自是理所当然而天经地义的。“《文心雕龙》之学”称为“文心学”，则优于“文心雕龙学”，而“文心雕龙学”则又优于“龙学”。吴文提出商榷意见，仅是一家之言，不能推翻拙文原论之观点。鉴此，笔者依然认为：“《文心雕龙》之学”终究当称 “文心学”为妥。
    末了，顺便提及的事，我与吴中胜教授相识已近十年，用他的话来说已成“好朋友”。此外，我与他的导师、武汉大学《文心雕龙》研究著名学者李建中先生则是校友加朋友。承蒙厚爱，我曾参与由他主编的有关学术著作，见面如亲，感情深厚。既然吴中胜教授对拙文提出质疑，出于学术公心与学术争鸣的道义，甚有必要再次深度研读《文心雕龙》文本，努力申论并补充拙文原先之观点，进而简答吴教授之质疑，纯为学术，不涉其他。文中不妥，谨祈“文心学”同仁尤其是中胜教授鉴而教之。

参考文献：

［1］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
［2］ 元•脱脱等编《宋史•职官志二》卷四九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页。
［3］ 宋•欧阳修等编《新唐书•文艺传》卷六一四，《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0页。
［4］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九，中华书局1984 年版 ，第133页。
［5］ 《梁书•刘勰传》：“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之”。见《梁书•文学下》卷五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7页。
［6］ 梁•萧统编《文选》，唐•李善注，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2页。
［7］ 李庆甲《<文心雕龙>书名发微》，《文心雕龙学刊》1986年第3期。
［8］ 滕福海《<文心雕龙>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文史知识》1983年第6期。
［9］ 周勋初《<文心雕龙>书名辨》，《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10］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页。本文所引《文心雕龙》之语，皆出此著。不另出注。
［11］ 吴中胜《“<文心雕龙>学”还是简称“龙学”好》，《文心学林》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