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津渡过街白塔的设计艺术与

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文化

祝瑞洪　张峥嵘

　　【摘　要】　中国传统设计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建筑设计思想与实践，同时建筑设计思想和实践又影响着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镇江西津渡昭关过街石塔的设计形式、工艺以及富有文化内涵的纹饰设计来探讨中国传统设计文化

　　【关键词】　西津渡 石塔 传统 建筑设计文化

　　宋理学家周敦熙《周子通书·文辞》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美则爱，爱则传也。”周敦熙说的是好文章可以更好地传承道德思想，其实也道破了文化传承的一般规律。而特定文化的传承，总是要以物质形态为载体，或书籍、或文饰、或器皿、或音乐绘画、或雕塑建筑等等一切有形物体，因不同的文化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风格特征。就这个意义来看，传统建筑设计是将建筑形态赋予特定文化内涵（传承）的创造活动。先秦典籍《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P85器作为人类艺术创作的产物，是人类通过物化设计思维创造的一种文化载体,它以有形的、具象的物质形态,即以外在的材质、造型、纹饰来表达特定的文化意蕴或是文化传承，赋予“器”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来引发观察者的审美认知和精神共鸣，达到传承特定的思想文化观念、教化大众的目的。而于建筑设计而言，建筑就是放大了的“器”，大器；建筑设计创造的过程，则是赋“器”以 “道”，以“器”载 “道”。好的建筑特别是优秀传统建筑的设计创作更是如此。镇江西津渡的昭关石塔就是传统建筑设计文化传承的一个典型范例。 

　　镇江西津渡历史街区的昭关石塔，是一座元代过街石塔。它位于小码头街最高处，为藏传佛教佛塔。该塔总高8.48m,4根石柱沿街道两侧正方形布置，凌空托起云台，将塔分为上下两部分，白塔尊踞其上，行人安步其下。这座石塔，是“该过街塔是由元武宗下令重修的金山寺般若院的一部分，主持者刘高是曾参与修建元大都白塔寺的工匠。大约完工于至大四年（1311年）”〔2〕P136藏传佛教佛塔在形制上分为白塔、金刚宝座塔、过街塔三类。而昭关石塔，集白塔和过街塔于一身，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保存完好、年代最早的过街白塔；也是元代后期葛当觉顿式石塔的代表作品。温玉成先生评价其“西津渡过街石塔是我国现存唯一完整的、时代最早的过街塔，也是元代后期噶当觉顿式石塔的代表作品。该塔可能是皇帝派京师工匠刘高仿京师梵刹所造，所以其造型及工艺均是高水平的建筑典范，对于研究元代过街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P143罗哲文先生更认为，这种类型的佛塔，是佛教传播的一个重大创造性发展，把人们敬佛礼佛的行为提高到最方便的程度。〔3〕P172006年该塔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白塔的原型为尼泊尔“覆钵”佛塔，造型独特，富有神奇魅力，具有浓重的异国风味和深刻的宗教内涵。自元代传入我国后，就深受佛教徒喜爱而被广为修建，并成为中国古塔重要类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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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过街石塔

　　兴建过街塔起源于南印度。元大都（现今北京）之初建造过街塔，“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执政的年代（1260-1294）。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引《（世祖）弘教集》说：‘外邦贡佛舍利。帝云：不独朕一人得福。乃于南城彰义门高建门塔，普令往来皆得顶戴’”。 〔2〕P103 “舍利”是梵文Saria的音译,原来是指释迦牟尼佛的遗骨,后世则泛指高僧逝世后火化所遗的骨骸。也就是说，过街白塔也称 “门塔”，是佛舍利的包装建筑,它以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形式、精湛的工艺以及富有文化内涵的纹饰向我们展示了我国传统建筑设计艺术的成就和魅力,传达了深厚、宏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宗教文化精神,也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理念的审美价值取向。

　　1.过街白塔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设计文化中的器 “以形载道”的设计理念。

　　形者，型也。建筑物或器物造型，是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文化的精髓。在笔者看来,“器”只是“道”的物化形态,而“道”作为精神理念的灵魂,则常常通过物质“器”为载体实现。所谓以形载道,就建筑物或器物而言，是指它的外部形式和结构造型，在决定特定的实际效用和使用功能的同时，蕴藏了象征性意义的精神文化。由于这种造型，建筑物或器物成为特殊的建筑物或器物，由一般的实用功能升华到精神化、艺术化的领域（艺术品）,从而具有精神感召力。正如我们进入皇宫，庄重和敬畏会油然而生一样，佛塔的造型，会让观察者顿生神圣、庄重、祥和、宁静、崇拜和敬畏之心。在佛教中，塔即是佛，通过工艺家设计造型，塔即以佛的化身、以佛的形象、佛的精神住所，来影响、感染甚至主宰使用者或观察者,体现使用者或观察者的某种精神或地位,成为“大器”。正所谓道寓于器,器以形载道,一体无别。

　　传统建筑物或器物以形载道的设计理念在昭关过街石塔的造型设计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至少有三个方面艺术特点表现：

　　①整体造型法度严谨，塔基刚正、塔身圆融，方圆完美聚合一体、佛意皇命天神合一。西津渡过街白塔在我国藏传佛塔中属于袖珍型石塔。白塔总高8.48m,是北京白塔寺（妙应寺）白塔（通高50.86米）高度的六分之一，占地面积仅16m2  。白塔分为三级，塔基、塔身和塔刹。塔基（门洞）高3.89m。塔基的四根石柱由块石砌筑，柱顶设置雀替来增加石柱承重面，传授塔体重力；雀替上再铺设长条石形成塔体承重平台。平台上塔体（包括塔身和塔刹）高4.59m。塔体底部设置以方形石块错格叠砌构成棱状多层并向上收分的基座即亚字形须弥座，上置莲花座，莲花座雕饰莲瓣纹和轮纹。自塔基平台须弥座上的莲花座开始，各级形体大小按一定的法度有秩序地陈列，且每一级都是用整块石头刻制好直接安装叠砌上去的。覆钵，顾名思义，像一个倒置的石钵，由整块石料刻制而成，直径1.4米，俗称“塔肚子”（它的中心雕凿成秘藏佛舍利或法器宝物的石室），形成一个优美的石瓶的腹部，端坐在莲花座之上。由于白塔塔身只有一层，塔刹的高度决定了塔的高度。因此塔刹与汉传佛教佛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塔身之上，塔刹横向尺度大幅收束，纵向修长拔高，尖峰直指苍穹。相应的，建筑题材更加丰富，佛教色彩更加突出：它由小亚字形须弥座、小莲瓣纹莲花座（收小成瓶颈）、相轮、华盖、宝顶组成，均为整块石料刻制。相轮是圆锥形石台，上刻制13道圈纹，底部直径0.87米，俗称“十三天”，也称“塔脖子”。石制华盖（也称伞盖），直径0.76米。石伞盖上安装宝瓶形宝顶。自覆钵至伞盖的石雕构件，中间开有圆洞，由一根刹杆（高170cm直径15cm的柏木柱）贯穿其中。

　　喇嘛塔所用材料多数为石块砌筑且表面涂灰刷浆，通体皆白，人称为白塔。西津渡过街白塔的特别之处在于，无论是块石垒砌及铺设的塔基平台，还是整块石料雕刻而成的塔身覆钵、塔刹的相轮、伞盖、宝顶，都不用灰浆涂抹。白塔之白，是其选用的青白石料的自然色彩，经自然风化后形成的烟青白，气质端庄，给人以可敬可亲、可以寄托的慰藉。

　　整体上看，塔基四根石柱直立，粗壮厚重、稳稳地托举塔身，刚正俊健，给人以佛法无边、坚强可信的感受；塔身覆钵曲线庄重敦厚、雍容丰硕，塔刹相轮、伞盖、宝瓶等圆弧造型柔和俊秀、挺拔向上。塔身塔刹整体呈宝瓶状，“瓶”、“平”谐音，象征平安和谐，更与西津渡行旅商贾祈求平安渡江的心理需求暗合。塔体端坐于刚正稳固的四方平台之上，色泽典雅圣洁、挺拔优雅、形神完美，庄严地矗立于天地之间，象征佛法的至高至伟、普照万方。

　　②过街塔与白塔合二为一，一体两用，妙成方便法门。藏传佛教在礼佛念经上有很多方便法门，如转动一次嘛呢轮即代表念诵此经一遍。而白塔设计成过街形式，也是其中之一。忽必烈敕令在元大都南城建彰义门过街白塔，是为了供奉舍利子，“令往来皆得顶戴”。这说明，过街白塔的建设目的，就是为了让来往行人方便礼佛。人们从过街塔下通行一次就相当于向佛进行了一次膜拜。西津渡的过街白塔,地处必经通衢要津之门，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实用功能，才能在现址建造：一是塔身内室必须可以盛装佛舍利和佛教法器或经文等借以传道；二是要便利行人通行渡江。因此，过街白塔的建筑设计形式便有了双重意义的器之用：它以白塔盛装和供奉佛舍利和佛法法器，又将塔座建造成门的形式。这样就既具有容纳、显现的实用功能，又具有通行便利的功能。这一设计使佛塔成为传法的方便法门，皇帝的敕命得以贯彻，百姓既感受到皇恩浩荡，又感受到佛法普照，佛塔的象征意义更是推进到念佛皈依的最高法门；佛塔和塔心室内存放的佛法用品，就成为具有佛教“传法”最高等级象征性的佛法礼器。塔即是佛。塔下街道是行旅商贾渡江往来必经之地，行旅商贾从塔下经过，就成了向佛礼拜的必备仪轨，可以方便地祈祷行旅平安、人生和顺。

　　③选址精当、开合有度，天作佛龛、不二梵境。建筑物的主体设计固然重要，选址更有讲究。传统建筑更加重视风水，一如今天我们重视周边环境。选址措置得当，则熠熠生辉。反之，则堰塞无趣、失理失礼。在元代，为达到弘扬喇嘛教的目的，佛塔选址常建於坡峰高台、关口要隘、渡囗要津或都市大道上。喇嘛塔塔身只有单层，所以往往要抬高塔基，增高塔刹来增加塔的高度。西津渡是渡口要津。昭关石塔的选址，作为大器选大址，也是独具匠心。

　　西津渡过街白塔选址选在小码头街最高处。佛塔尊踞云台山腰，北临大江、西望渡口，鸟瞰街区，象征佛光普照。这里是通往西津渡渡口相对狭窄的山坡栈道，是行旅商贾渡江的唯一通道，行旅必经之路。因此塔基设计为门的形式，既可以增加塔的高度，又有利于行人通行和顶礼膜拜。最有意思的是，在西津渡，历史也是最好的设计师。西津渡白塔南侧观音洞的历史始于唐，观音洞的寺院建筑是宋代的事情。镇江晏公庙源自于宋，但白塔北侧晏公庙的建设当不迟于明初。从白塔四面开门来看，疑建塔时晏公庙（如有）和观音洞建筑应该为较小规模，塔的南北门应该可以通行。至少从日本高僧雪舟《大唐胜境图》可以看出，在江中遥望白塔，塔身清晰可见。后来观音洞、晏公庙（清康熙以后为救生会）相继扩建，堵住两门，始成今天格局。俯瞰白塔，南北建筑构成壁廊、东西券门自然成为框景。四面自成佛龛，一塔尊踞正中。这种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空间结构达到了突出石塔神秘意境的目的，凸显密宗之密，密得神奇，仿佛自然天成；前后券门对行人也有引导和归化的效果，在时空上强化了人们对石塔感受的作用。券门外白塔隐约可见，券门内别有洞天，一塔在前，豁然开朗。今天我们仰观宝塔，白色的塔身在斑驳的砖墙、湛蓝的天空映衬下，玲珑剔透、高雅圣洁、庄重安详，成为西津渡街区第一景观“白塔晴云”；更兼南侧观音洞之观音、北侧晏公庙之晏公陪侍，清代以后更增添救生会之红船“护法”，万宗归一、妙化自然，天成福地梵境。 

　　2.过街石塔体现了中国传统设计文化中的器“以文载道”。

　　文者，纹也。文以载道，于建筑而言，其造型结构是大纹，决定建筑物的具体功能、性质和文化特征；纹饰（包括装饰性文字）是小文，是强化和美化建筑物的功能、性质和文化意蕴的附属物。可以说，传统建筑纹饰，是传统建筑有别于现代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墨子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4〕P22人要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后才能去追求美丽、享受欢乐。墨子讲的，大约相当于西方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于一座建筑来说,它存在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其最基本的实用功能,然后才是装饰与美观。然而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P60质与文要相得益彰，两者不可偏废。而对于建筑物或器物的设计艺术来说, 仅仅有质（实用功能）是不够的，是粗鄙低下的，很难传承的。实用功能之上，造型是根本的“纹”。还必须要有纹饰，所谓雕梁画栋，才能进一步强化使建筑物或器物成为文化的载体并得以传承。今天我们称之为历史建筑或文物的器物，无一例外。这种和谐一致的“文质”观也体现在过街石塔建筑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上。

　　相对于传统建筑的雕梁画栋而言，昭关石塔有众多雕刻纹饰、精美刻字，宗教文化与书法、雕塑艺术融合，内涵十分丰富。昭关石塔的纹饰，有三类：

　　一类是直接作为建筑材料的石块上镌刻的纹饰。在装饰手法上,多采用适合纹样，以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或吉祥如意的图文等形式追求圆满、完整、对称、典雅、稳重的装饰美。塔基石柱上加强支撑作用的如意云纹雀替，如意云纹的外缘砍成多弧曲线，直接构成石材造型，这种仿木结构做法既补石材受力之短，又增加了石塔门廊造型的美观感受。直接由石块砌筑并向上收分形成的亚字形须弥座纹和莲花瓣纹饰雕刻的莲花座，大者承接覆钵；小者安放相轮，增强了佛塔的庄重吉祥观感。相轮上的十三道圈纹，直接象征密宗十三天。伞盖和宝瓶表面虽然已经风化，但是莲瓣花纹依然可见。特别之处在于，北京白塔寺白塔及大多数白塔的覆钵都采用直肩式。昭关石塔与此不同，它的覆钵较圆鼓，在中间部位水平阳雕一圈线条，形成覆钵肩部；以下弧线内收，曲度加大，白塔因此更显雍容大度、温润墩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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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津渡昭关石塔圆鼓式覆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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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应寺白塔直肩式覆钵

　　另一类作为宗教吉祥语或符号的镌刻花纹和文字。四根石柱的镌刻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字样，下部托以双莲朵纹饰；云台南北两侧镌刻有梵文“□□□□□□”（读作“唵嘛呢呗咪吽”），是佛教密宗的吉祥偈语。这些都是元代所刻制。两侧边款分别刻有“法轮常转”“佛日增辉”“河清海晏”“天下太平”等吉祥语。两面石柱外侧刻有“当愿众生，共所瞻仰”的汉字。东面两石柱外侧刻有“当愿众生，受天人供”的汉字。

　　还有一类是记录文字。昭关石塔在明代经过修葺。现在我们看到的记录性文字大都是明代万历年间镌刻。石塔东西门额均有“昭关”刻字。右方与左方边款分别镌刻有修塔时的镇江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经历、知事和丹徒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人姓名。其后镌刻有“万历十年壬午十月重修”和募缘僧名等。塔名取名为昭关，也是继承了传统。其名称来历说法有三种：第一说，传说战国时期伍子胥过昭关即是现在的镇江西津渡之昭关。此说似已经被证伪。第二说，昭关之昭，是韦昭之昭。吴国文人韦昭曾作《伐烏林曲》记载：“伐烏林者，言魏武既破荆州，顺流东下，欲来争锋，孙权命周瑜逆击之，于烏林破走也。”周瑜班师回朝时，吴国在昭关迎接大军，或因以为名。第三说，考古专家温玉成曾撰文：“昭者，又有光明之义，或取此义亦未可知。据朱雷先生考证，此关应是明初始设的‘钞关’，即镇江府征税之关口。” 〔2〕144“昭关”，或取 “钞关”谐音也未可知。不管如何，“昭关”其名，是明万历十年,镇江官府在修缮西津渡过街白塔时命名镌刻。佛塔的建造、修葺，都是功德。刻录的人名，也是明代的镇江、丹徒修葺白塔的地方官绅僧众（组织者、捐输者），以赞颂他们为佛教的传扬、为民众的福祉做出的贡献。

　　与过街白塔的造型和纹饰一起传承的，还有佛塔塔心室秘藏的宝物。这虽然不在建筑艺术之列，但作为重要附属物遗存，不得不提。西津渡过街白塔的秘藏，在明代大修时大概没有被发现。2000年，白塔组织大修时发现塔心室并请文物专家进行了探查。遗憾的是塔心室没有发现藏有舍利子（的密函）。但是发现了刹竿、2件铜瓦、2件锤鍱线刻铜板圆形曼荼罗。刹杆已如前述；铜瓦锈蚀严重，无法判明用途；两件曼荼罗，一为观音曼荼罗（依据菩萨像的宝冠及手持宝瓶,可推断为观世音菩萨），直径50.4厘米，厚0.5厘米，中心圆形直径22厘米，内刻观世音菩萨像一尊，其外环绕相同式样的观世音菩萨8尊；一为黄财神曼荼罗，直径50.5厘米，厚0.5厘米，中心圆形直径22厘米，内刻黄财神像一尊，其外环绕相同式样的黄财神8尊。两件曼荼罗均为“梵式”造像艺术风格。上述之观世音与黄财神像，虽然在藏传佛教中常见，但以二像为中心的圆形曼荼罗却很少见，弥足珍贵。其高超的佛像造型艺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刘高“仿京刹梵相”的高超水平和过街白塔的建筑艺术传承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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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塔塔心室中的观音曼荼罗                    石塔塔心室中的黄财神曼荼罗

　　3. 过街白塔体现了中国传统设计文化中的器以“载道为体，传道为用”、“体用合一”的设计理念。

　　器以“形”“纹”载道，更是为了传道。西津渡昭关石塔门塔合一的造型，适宜通行又寓意平安；吉祥如意的纹饰，象征佛主的祝福，表达众生的心愿。就传道而言，过街白塔首先是拜佛礼佛的方便法门。从塔下经过一次，就相当于向佛礼拜了一次。某种意义上说，门塔处于来往渡口的唯一通道，门塔的这种实用的架构，不仅仅是塔即是佛的表现手法,也使门塔成为传播皇命的使者。皇帝造塔的目的，就是要让百姓分享佛舍利带来的佛法恩泽，安抚并护佑百姓。作为一个异族的统治者，没有比用宗教来稳定人心、抚慰百姓更好的办法了。当年忽必烈信奉佛教密宗，欣赏八思巴并尊崇八思巴为国师，是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举措：不仅有利于西藏的归并以及蒙藏的联盟，而且可以借助佛教精神来安抚百姓，从国土的统一走向人心的统一。而史料记载，之后忽必烈确实在处理重大事件时，听取八思巴的建议，尽量减少杀戮来缓解矛盾。佛教教义影响了皇帝，皇帝用以安抚百姓，这是常理，不一定是故意“欺骗”。这就能够理解，元代海山皇帝当年维护佛教，拆除十字寺，“仿京刹梵相”改造成般若禅院，并选择西津渡这一十字水道交汇处的渡口建造白塔的原因，不能仅仅用一场宗教斗争加以解释，更深刻的原因，是用什么意识形态来治理国家。元代虽然宗教信仰相对自由，但主流的宗教信仰，特别是汉族人主流的宗教信仰还是佛教。马薛里吉思在镇江虽然大力倡导也里可温教，但其抢夺佛教资产的行为当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归还佛教资产，借以推行皇家宗教信仰，一举两得。否则我们难以理解，以奉行禅宗教义的金山寺下院，如何会有密宗的“梵相”宝塔。西津渡地处吴楚要津、漕运咽喉，事关国运昌隆。这里建造白塔，影响巨大。来往渡口的百姓以行旅商贾为主，平安渡江是他们的第一目标。不管行旅商贾的主观意愿如何，都必须从塔下经过，才能实现旅行目的。因而客观上，从塔下经过一次，就是向佛礼拜一次，也意味着接受皇命的护佑一次。塔即是佛法，塔也是皇命。因此，过街白塔也就成为传达皇命的国家礼器。

　　在阶级社会里,建筑设计往往也是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体现,是为之服务的工具。一方面在于通过佛舍利信仰的宗教功能来迎合帝王的宗教心理,因此,它备受统治者的信任,他们以此来换取所谓超自然之力对自己进行的保护与救助,从而增强自信心和自我感。另一方面,它是为了驯化民众,告诫民众虔诚信佛才能脱离苦海,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来往的过江旅客和许多信徒虔诚希望佛祖能保佑他们平安渡江,从而逢凶化吉,安享天年，达到心灵上的满足和安慰。于是,石塔便很自然地成为人与佛之间沟通的媒介,它不单是为了保存佛舍利而存在,也是为了说法、传道。因此,佛教通过石塔的物化形象使人们相信自己能得到佛的同情和帮助,能够平安渡江，能够逢凶化吉，从而成为佛的忠实信徒。

　　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建筑设计中,人们通常运用各种赋有寓意的纹样对器物进行装饰，在美化建筑的同时，也是为了“载道、传道”。纹样的题材,多为消灾避邪、求吉祈福,大都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表达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情感。石塔作为佛教的“体现物和传声筒”,其塔身和云台四周上的纹饰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更多地寄寓了佛教悲悯人生的宗教理想和百姓祈求平安幸福的良好愿望。过街石塔上所采用的纹饰图案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蕴含着极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内涵。如以重叠坚实的十字型须弥座的刚正、连续环绕的莲花座的柔美这两种文饰来传达佛法的庄严和可敬可亲。塔体以宝瓶的形象寓意“平安”等诸种表现手法,以及传统题材的莲花、华盖等纹饰相融交叉地出现于石塔之上,构成一幅幅生动图画。然而，所有的纹饰都被染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无一不是佛教密宗内涵的深刻表现。寓意平安的造型、过街实用的架构、吉祥如意的纹饰、宗教图文的刻录，反映了人们祈求永恒幸福、长生不老、平安吉祥等主观意识和心理感受。石塔就是通过建筑装饰语言的外在形式将佛教密宗的内涵有效地传递给人们,人们在接收这些符号后,产生共鸣,形成信仰行为。

　　值得指出的是，过街白塔的设计建造是一时一地的事情，而它的维护和传承确是千秋万代的事情。 

　　历史建筑传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不断的修缮甚至重建中传承。没有后人的修缮或重建，甚至就没有历史建筑。西津渡就是历史建筑再生的福地梵境。铁柱宫“六毁七建”、观音洞、救生会也数度毁建或大修、小山楼传承毁佚千年而再生，今天我们用15年时间修缮恢复的10多万平方米的民居、洋房和厂房，等等。而每一次修缮或重建都会留下那个时代的烙印，并延长历史建筑的生命周期、增强历史建筑的再生空间。中国过街白塔的命运也是这样。据《元史·顺帝纪》记载，除忽必烈时代建彰义门门塔外，元代皇帝还建有元大都南口（1339年或稍前）、卢沟桥（1354年）、居庸关（1342-1346年）等三座过街白塔。这四座过街石塔，因为没有之后的修建，如今大多湮灭，仅居庸关剩有平台遗址；后来明、清建的桂林、拉萨的过街白塔也已毁佚。西津渡过街白塔之所以能够幸存至今并成为唯一完整传承，只是因为明代万历年间镇江官绅对过街白塔进行的大修。瞻仰这座宝塔、凝视其上的刻录文字，令人油然起敬、倍感其崇高；不仅佛教精神的传扬，更有那些修缮的组织者、捐输者、建设者的名字，让历史熠熠生辉。即使明代刻制其上、今天引起争议的“昭关”之名，对于宝塔的传承，也是功不可没。2000年过街白塔的大修，使白塔的文化传承，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同和嘉奖。今天，过街白塔之所在，集西津渡700多年建筑文化精华，已经成为传统建筑荟萃之地。罗哲文先生当年欣然命笔的“中国古渡博物馆——西津渡”，已经成为影响到世界的文化传承！ 

　　建筑设计属于物质文化现象,是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孕育那个时代的建筑设计。一个时期或地域的建筑,无论是它的造型还是纹饰等都能反映出那一时期或地域的文化面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建筑的原生设计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直进行着对话和融合，从未停歇。

注　释

　　〔1〕苏勇点校《易经》〔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2〕祝瑞洪主编 《西津论丛一·镇江市西津渡过街石塔考》〔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年12月版。

　　〔3〕祝瑞洪主编 《西津论丛一·绝无仅有的古渡遗存》〔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年12月版。

　　〔4〕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M〕中华书局 1980年版。

　　〔5〕程昌明译注《论语》〔M〕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

　　刊于《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二期

（作者祝瑞洪为西津渡文史研究院院长，张峥嵘为西津渡文史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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