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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鉴堂石刻》题署信息谬误发覆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20-08-24      阅读数:

《澄鉴堂石刻》题署信息谬误发覆

 

彭 义

 

《澄鉴堂石刻》是镇江焦山碑林中的一组重要丛帖,据说其中的墨竹画系出文同、苏轼,题识则出于宋、元、明、清四朝的数十位政治、文化人物。笔者曾于2014年向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提交《生吞活剥 假名托姓——〈澄鉴堂石刻〉题跋伪作考》一文,论证石刻内容系从清康熙年间陈邦彦、孙岳颁编纂的《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少量文献中的一些诗文改头换面形成。但由于《澄鉴堂石刻》内容主要是诗和散文评点,除了诗文前后的小序,以及作者题署中的职衔、年月等信息外,很少有涉及史实的内容,笔者当时并未对石刻中的史料细节进行较深入的考证。现在经过查考相关人员的年谱、传记与别集中的相关资料,笔者认为,即便只有极少的史实性文字,《澄鉴堂石刻》中仍然存在多处明显的不合乎史实之处,这里分类略述如下。

1  生卒问题

(1)王世贞条:“万历十九年岁次辛卯七月上澣过榕会饮,与汝阴范惟虔、淮海邵春霖同观。”然据《王世贞年谱》:“(万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王世贞年谱长编》列有明证。显然王世贞既不可能在谢世半年后同人会饮,更不可能为人题画。

(2)叶封条署“甲戌仲秋,恭题牧翁老公祖年台家藏,樊□弟叶封”。叶封字井叔,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而甲戌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叶已谢世七年,不得题此画。

(3)康里回回、康里巎巎兄弟诗前小序:“至正壬午春,康里巙巙与弟回回同观文苏墨妙,各赋一诗。”壬午为至正二年(1342),而《蒙兀儿史记》等纪康里回回卒于元统元年(1333),不得于此年观赏此画并作题咏。且回回为巎巎之兄而非弟,亦误。

(4)侯方域题识末云:“甲寅重九,过饮牧仲宅,出示文、苏竹,索题,醉后书此,不计工拙也。”甲寅即康熙十三年(1674),而侯方域已卒于顺治十一年(1655),则此题显系伪托无疑。

2  年齿问题

倪瓒条自署“皇明洪武四年辛亥七月既望句吴云林老人倪瓒题,时年七十又六”。按倪瓒生年,有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与大德十年(1306)两说,前说据周南老撰墓志铭,后说据倪诗《乙未岁余年适五十,幼志于学,皓首无成,因诵昔人知非之言,慨然永叹,赋此》及都穆《南濠诗话》《草堂雅集》卷六等所载。取前说,则洪武四年(1371)倪瓒为七十一岁,取后说则六十六岁,而《澄鉴堂石刻》中的表述显然同二者都不相符。

3  职官问题

邓文原条署“壬寅嘉平之望,集贤直学士邓文原题”。壬寅为大德六年(1302)。按《元史》卷172,邓此年从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移江东道”,至治二年(1322)才“召为集贤直学士”。因此《澄鉴堂石刻》中邓的题署时间与官职是不相符的。

4  交游问题

(1)施闰章条:“壬戌清和月杪,偕王阮亭祭酒自汴之宋,谒宋牧仲比部,出此相视,索题,因书,弟施闰章。”“自汴之宋”,犹言自开封至商丘,是谓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月末与王士禛晤宋荦于商丘。然据《宋荦年谱》记康熙二十一年,宋荦在刑部郎中任上,居北京;是年三、五月间,尝倩王士禛为《西山唱和诗》作序。《王士禛年谱》记此年王“在成均”。而《施侍读年谱》《愚山先生年谱》记此年施“自高邮抵淮上,三月三日集万柳堂,奉和冯相国原韵;又四月八日和万柳堂及施生池原韵”。万柳堂即康熙间刑部尚书冯溥之宅,在北京广渠门内。故康熙二十一年四月间宋荦、王士禛、施闰章当皆在北京,如有相遇及题画之事,也应当在北京而非商丘。

(2)张玉书条,诗前小序中说“丁丑九月,奉使湖北,过梁园,谒牧翁宋老世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1.张玉书称宋荦为“世伯”,自称“侄”“予小子”,盖谓宋荦与其父张九征为朋辈,且年长于九征。按张九征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宋荦生于崇祯七年(1634),张玉书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宋荦少九征十六岁,长玉书八岁。则宋荦与九征、玉书父子皆可平辈论交,然不当为玉书之伯父。今宋荦《西陂类稿》卷三有《同叶子吉、张素存二太史,王阮亭民部游安亲王园,时王南征,闭门不得入,还过韦公寺和阮亭作》,称张玉书以官衔;《张文贞公集》卷六有《跋宋漫堂珍藏董文敏字册》,称荦“漫堂先生”,皆不以伯侄相称。2.据《宋荦年谱》,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宋荦在江苏巡抚任,未尝返商丘老家(梁园)。而《张文贞公年谱》不记九月使湖北之事,特此年十二月尝乞假归镇江省亲,其间或可晤宋荦于江苏。

5  避讳问题

(1)明李东阳条署“弘治十一年秋八月长沙李东阳”,弘字缺末笔。“弘”字为宋宣祖及清高宗讳。李东阳为明人,无庸避宋讳,当系后人伪造时避清讳。

(2)元袁桷题诗“荡摩神光旋,戛击玄露浮”,明俞和诗“玄霜惨洌岁将暮,鼪啼鼯叫天悲凉”“玄”字缺末笔。“玄”字为宋宣祖及清康熙帝讳,袁、俞二人皆无需避。

(3)清王士禛条,“禛”字缺末笔。此为清雍正御讳,而王士禛卒于康熙五十年(1711),亲笔题署不得避此讳。

此外亦有宋人题识中讳“玄”字者,当然此类问题至少部分可以解释为道光间钱泳对文、苏画上的题识进行双勾时避清讳而缺笔,或者刻石的工人在刻石时缺掉了末笔。但是也有“天曆”“万暦”之“历”皆不避讳者,这种情况是应当理解为作伪者生活于雍正年间,或虽生活于乾隆以后,而只是刻意不避乾隆御讳,亦未可知。但若系后者,似又不如索性连“玄”字都不避讳之为愈也。

6  《澄鉴堂石刻》同宋荦本人记述不相合之处

钱泳题《澄鉴堂石刻》记、清初诸人题跋均称文、苏画竹尝为宋荦收藏。按宋荦《续都官草》中有《东坡先生画竹歌》:

我家画竹亦云伙,昔有与可今东坡。到眼素练不三尺,琅玕几个临沧波?疎枝密叶总生动,荒汀一抹苍烟多。根下奇石得位置,遗箨满地蒙青莎。金山老衲佛印旧题句,荆公振笔来和歌。诗清字痩画増重,四角朱印森遮罗。忆道场写风筱,掀舞之势曾自哦。醉墨吐作苍苍石,涪翁击节无差讹。千秋妙迹落吾手,宝惜岂啻隋珠过!堂上忽辟梁王圃,清阴一片堪婆娑。竟须散发寻画去,缁尘十丈奈我何? 

按此诗所说,则宋荦确曾藏有文与可和苏轼所画的竹,上有“金山老衲佛印”和“荆公”王安石的题跋。诗中说“我家画竹亦云伙,昔有与可今东坡”,可见宋荦收藏的画竹虽然多,但是苏轼画竹则是前所未有。《续都官草》中的诗文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前后,因此假定《澄鉴堂石刻》中施闰章的题跋为真,则石刻所依据的苏轼墨竹应当也就是《东坡先生画竹歌》所咏的墨竹图。但是《澄鉴堂石刻》中既无宋荦题诗,也无佛印与王安石的题识,情实均不相合。

如上述所说,《澄鉴堂石刻》中的史实性文字本来不多,但同其他的正史、年谱、传记及诗文集史料不相符之处居然仍有10余处之多。如果仅有一两条,还可以理解为不同资料中的记述偏差,我们甚至可以用《澄鉴堂石刻》中的记录校改其他史料之误,或者至少作为并存史料处理。但是不符之处如此之多,似即不得不理解为《澄鉴堂石刻》系伪作更加适合。

 

(作者为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主任)

 

1周颖:《王世贞年谱长编》,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P719-720。

2[清]钱仪吉等纂:《清代碑传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P306

3[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元史二种》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P703

4邵长蘅:《青门剩稿》(《清代诗文集汇编》1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P493

5黄苗子、郝家林撰:《倪瓒年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P3

6[明]宋濂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P4024

7刘万华撰:《宋荦年谱》,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P47-48

8[清]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P246-247

9[清]施念曾:《施愚山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P412

10[清]徐干学撰:《憺园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1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P687

11[清]张玉书撰:《张文贞公集》(《清代诗文集汇编》1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P468

12刘万华撰:《宋荦年谱》,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P83-86

13丁传靖撰:《张文贞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P114-115

14[清]宋荦撰:《西陂类稿》(《清代诗文集汇编》1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P91

文已经读过。作者对《澄鉴堂石刻》曾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写过类似文章。这次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见解,分析比较到位,评述亦有史料支撑,建议入集。

(作者为镇江市图书馆文南开发部主任)